卡夫卡有篇小说《饥饿艺术家》，大概是在我上学时看的，那时我对所有诸如卡夫卡之类的作家崇拜得五体投地，我崇拜他们的理由是因为我看不懂他们的东西，因无知而崇拜是所有崇拜中最让人心服口服的一种。其实我到现在仍没看懂卡夫卡的小说，当然我尽可以用我看过的关于他的种种评论来表示我的睿智，甚至还可以把这些评论拼凑成新的评论来一鸣惊人，不过总觉得这样做于良心有亏，更是对这位犹太文学大师的大不敬。但这些良心上的事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其实是我从没研究过卡夫卡，没看过他的日记书信，也不知道关于他的轶闻趣事，所以既不能象个学者一样严肃地评论他，也不能象个小报记者一样无中生有。

　　《饥饿艺术家》讲的是关于饥饿表演的事，确切地说是关于忍受饥饿的表演，而这种表演的演员和其他所有表演的演员一样被称为艺术家，这种饥饿表演曾经盛极一时，但后来却逐渐衰落，以至于这些艺术家为了谋生最后不得不去了马戏团，和豹子一起表演，但看他们的人还没有看豹子的人多，但艺术家仍然要饿下去，他们忍受饥饿的信念是：到目前为止没有适合我胃口的食物，所以我要一直饿下去，假如我找到这种食物，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会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这篇小说和卡夫卡所有的小说一样充满荒诞，孤独和艰涩，我没从中读出加谬所说“欧洲的危机”，但这正好符合埃姆包希所说的：如果想把卡夫卡读得一丝不差，详详细细，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你理性地对他进行自己的阐述，那你就能为自己画出一幅属于自己的卡夫卡画像。如果埃姆包希说的是真的，那我们就无所谓看不看卡夫卡的评论集了。

　　中国有种独特的人被称为文人，他们大概和卡夫卡所说的艺术家有异曲同工之妙，关于什么是文人就和什么是艺术家一样让人莫名其妙，最早关于文人一词的记载见于《诗经.大雅》，通俗地说也就是会写东西的人，唐朝的王维首创了文人画，其特点是回避现实，多取材于山水，花鸟，虫木，抒发性灵，顺便发发牢骚，偶尔抨击一下时政，这里虽然说的是画，但总算是道出了文人的一些本质，其一，文人是不得志的人，其二，文人是因为自己的不得志而对社会现实不满的人。不得志的原因有多种，有的因为水平问题，有的因为政治主张问题，有的因为清高，不管是那一类，文人总是处于一种饥饿状态下，这倒是和卡夫卡的小说暗合，饥饿当然不仅仅是指吃不饱饭，更重要的还是指有没有合适自己吃的食物，最重要的，当然是有没有能给自己这种合适的食物的合适的人。

　　诸葛亮在遇到刘备前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三顾茅庐可能是真事，但诸葛亮当时的名声显然被罗贯中夸大了，说到底，他当时是一个不得志的文人，会写文章，能清谈，懂政治，但却无一官半职，也没什么实力派对他特别感兴趣，正处于一种饥饿状态，恰好遇上了刘备，刘备当时谈不上是什么实力派，但他却是能给诸葛亮合适的食物的人，诸葛亮需要的是军政大权，是在军队里的绝对权威，还需要一个鞠躬尽瘁的忠臣的名声，需要一个对他深信不疑的主人，这些恰好刘备都愿意满足他，于是成就了一段“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千古佳话，此类愿打愿挨的巧合造成的经典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诸葛亮活了五十三岁，这在当时算得上长寿，比他晚几百年的苏东坡在写“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时候也不过三十九岁，诸葛亮要是不尽快结束他的饥饿状态，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难说他能活这么长。一直处于饥饿状态的陶渊明在悠然见南山的田园风光中也不过活了五十一岁，在古代文人中已经算长寿的。

　　文人的饥饿感觉应该从秦朝以后算起，秦以前的文人尽管也会有不得志的时候，但他们却能找到适当的食物，那时的文人被称为士，养士之风非常盛，一个会写文章的人，识字的人，甚至于嘴头上比较来事的人都能找到一个归属，就算象孔子这样特立独行的人，也大可开学校收学生，各国政府基本能给这些文人以充分的言论自由，反正我用不用你是我的事，你爱说什么是你自己的事，只要你不去杀人放火或者介入宫廷争斗，平时发发牢骚，批评一下时政，讽刺一下权贵，甚至于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都无所谓，那时可算得文人的黄金时代，饱食终日的文人也从没有过造反之类的激烈举动，相反每日里穿梭于各国之间，苦口婆心地游说权贵，推销自己，倒真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年代。

　　始皇帝的焚书坑儒结束了文人的蜜月，从此中国的大部分文人都处于饥饿的状态之中，诸葛亮是其中运气极好的少数人，不过他的理想也没实现，诸葛亮有两个理想，小理想是平定中原，框复汉室，大理想是建功立业之后隐居山林，安度晚年，最后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结局，使他的两个理想都没能实现，难怪有诗说：身未升腾思退步，来时应忆去师言。诸葛亮是个聪明人，他为自己设计的道路是一条最佳的文人发达之路，发达之后的退隐也是深思熟虑，从历史上看，文人从政的下场最多的是两种，一是成为奸臣遗臭万年，一是成为忠臣流芳百世，无论那种结局，都需要用自己的生命作代价，要想保全自己的生命，只有退隐。

　　文人的生命在于写文章，兴趣在于吟诗作画，游山玩水。历史上文人从来不缺地位，不过这种地位有逐渐降低的趋势，历史上有几个文人的黄金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代，二是两晋，三是宋朝，凡在这几个黄金时代，文人都没有饥饿感，不过这几个时代还是有所区别，比如在两晋时代，文人在吃饱喝足之后没有了他们的前辈的那种奔波，而是满足于清谈，也就是不做实事，光动嘴皮子，那时的文人还奇怪地染上了炼丹的毛病。当时的文人穿宽大的服装，每天要散很长时间的步，一度被引为时髦，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因为吃了自己炼出的丹而浑身发热，只能穿宽大的衣服，散步是也是因为身上燥热，需要出去散发，这种病态倒成了时髦，文人领导潮流的例子恐怕独此一回。这正和他们清谈玄理，崇尚虚无的理念背道而驰，好在这一黄金时期的时间不长，不然文人的堕落可能要带动整个中国的堕落。

　　北宋是另一个文人的黄金时代，它的文官制度使天下的文人都有了种吃得太饱而反胃的感觉，所以出现了文人带兵打仗的事，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文人居然能掌握兵权，而且亲自上阵指挥作战，这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文人的自我感觉好的不得了，饥饿感也消于无形，文人作为社会的主流使北宋在各方面取得不小的成就，并且留下了文人参政议政的传统，这个传统对中国以后的几个朝代非常重要，吃饱了饭的文人有一种对主子的莫名其妙的忠心，从宋朝开始，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都能被一家人至始至终地掌握，没落入外姓之手，而且皇帝始终掌握着绝对权威，再也没出现以往的傀儡，这不得不归功于文人的努力。北宋的黄金时代也不长，强悍的女真人很快使这种蜜月烟消云散。

　　女真人打垮北宋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血与火的时期，文人为他们失去的天堂而悲切，于是投入了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这时他们的饥饿感特别的强烈，但已经不是不得志的那种郁郁寡欢的感觉，而是一种咬牙切齿的愤怒，因为他们饥饿的原因不在于他们自己的放弃，而在于被别人无端的掠夺，特别这种掠夺来源于非我族类的外族。这一时期的文人表现出了空前的勇气，但最终他们不但没能夺回曾经属于自己的天堂，反而永远失去了这个天堂，宋以后的数百年，文人始终处于一种极度饥饿的状态，而且再也没有合适的人给他们送来合适的食物。

　　文人的最大理想不外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不过文人的铁肩总是让人觉得自不量力，过于脆弱而易被折断，而文章写的太多则让人感到无聊，宋以后的中国社会的主流则是抛弃文化，捍卫传统，当权者固执地用八股文作为对文人的唯一评判标准，这对于长着火鸡胃而消化接受能力极强的文人来说当然是一种灾难，这种灾难不单是文人的灾难，而且是整个中国的灾难，其后果是，近千年以后，洋枪洋炮席卷中国，而文人们则分为两派，正在为女人裹脚是否是一种美丽而喋喋不休，而这种讨论居然是中国民众所接受的近代化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当权者的固执肯定有他的道理，明清两朝在这种固执下顽强地统治了中国近六百年。

　　文人在现代化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他们在公众中的形象正在从可悲到可笑转变，而文人仅有的一点骨气也正在现代化的物质生活所磨灭，朱自清，鲁迅和陈独秀等人的饥饿表演已经成了过去的高潮，正象卡夫卡写的，他们现在只能去马戏团，和动物在一起表演，不过人们看豹子的时候更多，豹子有随身携带的利爪，似乎自由也就随着利爪如影跟随，它的自由就藏在牙齿中的某个地方，人们对它的欢乐很受不了，但却舍不得离开，而饥饿的文人，只能卷曲在一边抱怨人们不懂得艺术。不过他们无法结束这种饥饿表演，他们毕竟不是豹子，不会把每一块丢给他们的肉都看作合适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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