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瓦尔登湖》很晚，那已是1997年的8月，在《大家》编辑部，海男谈起散文写作时，提到了《瓦尔登湖》。我还记得海男描述此书时那种赞赏的情景，大意是梭罗的语言在现实和自然界如鱼得水，世上的一切都不过是语言的材料，等等。我不知那时《大家》正准备发起一场“新散文”写作运动(它的推动者是海男、韩旭、马非诸人)。从后来新散文的写作面貌看，《瓦尔登湖》无疑是这场运动的重要背景之一。

　　时隔一个月第二个跟我谈起《瓦尔登湖》的人是散文家苇岸。文坛如此推重《瓦尔登湖》，我全然不知。也难怪，我已告别写作多年，若非97年初天才歌手朱哲琴的《阿姐鼓》，至今我恐怕仍在另一途中。我是到过西藏的人。《阿姐鼓》一举击穿、甚至引爆了我，将我这个已充满业报的东西从精神上拿回西藏，重新剃度。我回到已经陌生的写作上来。我所在的公司管理开始荒疏，差不多完全靠惯性自转。这时我对文坛已恍如隔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以致当有一天苇岸突然把电话打到我家，我对他的名字竟毫无反应。(海男是我那次出差昆明才认识的)。苇岸打电话到我家是因为散文家史小溪的缘故。小溪要来北京，准备住在我家，因行程复杂，到京具体时间定不下来，他写信给苇岸告诉了我家的电话。小溪是1992年以来我与文坛唯一的一丝联系，他时而来封信，偶尔提及一下我当年的写作。

　　小溪迟迟未来，我也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一日在前门一家书店偶然看到一本《蔚蓝色天空的黄金》，书名有点怪，一看编者署名是苇岸。莫不是前些天打电话的苇岸？翻开书，编者在昌平任教，没错，我买下这本书。这是一本“新生代”散文集，集中选了十位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代表性散文家，都是陌生面孔，一个我都不认识。1997年我又认识谁呢？

　　《蔚蓝色天空的黄金》收了苇岸的《观察者》、《大地上的事情》、《一个人的道路》等文。我先读了《观察者》和《一个人的道路》，还未读他的名作《大地上的事情》就迫不及待给苇岸拨通电话。我告诉了他我读了《一个人的道路》的感觉。我们结识了，约好我去昌平拜访他。我不知道别人如何评价《一个人的道路》，这篇不长的自传震动了我，这是《阿姐鼓》之后对我的又一次震动。如果说《阿姐鼓》是对心灵的一次引爆，那么《一个人的道路》则不啻是对灵魂的一种切入和照耀。这种照耀不是在强光之下，而是在太阳升起之前或刚刚落下之后，这时蓝色山脉还未消逝，或者刚刚升起，在“华北大平原开始的地方”，一个人讲述着自己洗尽铅华的一生。我真的似乎看到了他，听到了他，他语速缓慢，文字纯净、朴素、深远，世上竟有这样的心态和文字！我的心也静下来，感觉脱去了一身的浊气。

　　我去了昌平。昌平真是个“天明地静”的地方，我看到了山脉、河流、京密引水渠的烟波。(一年后我、苇岸、诗人高井曾一同于夕阳中畅游此渠，苇岸夏季常独自到渠中游泳，漂泊，他的寓所距此仅一公里，高井曾称此渠为“瓦尔登湖的水渠”)我见到了苇岸。苇岸个子很高，身材谦逊，一身浓重北方人的书卷气使人想起俄罗斯作家的某种气质。我想起了蒲宁、普里什文和电影中的高尔基。这是我见到苇岸的第一印象。我们谈得很投入。像这样与人倾心愉快地谈论文学和写作，是我多年来第一次。我觉得过足了瘾。我记得我特意到他的书房看了一下，因为在《观察者》中我读到这样的文字：“在我阅读、写作面对的墙上，挂着两幅肖像，他们是列夫。托尔斯泰和亨利。戴维。梭罗。由于他们的著作，我建立了我的信仰。我对我的朋友说，我是生活在托尔斯泰和梭罗的‘阴影’中的人。”我看到了两个伟人的肖像。苇岸送了我他的一本书：《大地上的事情》。我认真拜读了他的书，这里我愿引用我当时的第一感受(给苇岸的信)：“你和你的作品近日一直在我头脑中，我想对你说什么，但又不知能说什么，我理不清脑子中的头绪，但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我见过各类人，但从未见过你这样的人。或者可以这样说，你所拥有的正是我所缺乏的，你震撼了我。”“你的书我全部看完了，看了不只一遍，你主流性创作《大地上的事情》更是看了多遍，我知道这是多么独特而成功的写作，这仅是一生写作的开端，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的纯粹的写作、它的写作心态；在于作家面对人以外世界，对生命和人的追问和思考。字字千斤，我感到了它短小形式巨大的力量。《放蜂人》是完美的写作，但它的感人力量已不能用完美来概括。它是有着充分素质准备可遇而不可求的写作。你是有着世界文学视野的人，因此自然会在世界文学视野中写作，这篇文章放入任何一个世界级作家的文集中都是上乘之作。”

　　这是一个初读苇岸散文人的记录，觉得是个人感受性的文字，别人未必这样看。但前不久出差沈阳与散文家鲍吉尔。原野通电话改变了我的看法。原野因为一件与我有关的不愉快的经历电话里火气很大，但说到苇岸，钦佩激赏之情溢于言表，他称苇岸为“梭罗二世”，说苇岸是最好的散文家，他的作品虽然量不大但重要的是他写出了最好的作品。我认为原野的话反映了所有诚实读者的第一感受。苇岸作品写得冷静，读者读来却十分激动，由不得要击节赞叹，这是苇岸散文魅力所在。

　　古人说“文如其人”，这话在一般意义上用在苇岸身上已非常贴切。但我觉得仍然不够，于是倒过来一想，“人如其文”，觉得才真贴切了。我想说的是，人与文的统一苇岸做到了极处。通常人与文的分离是普遍现象，正如人常常言行不一，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人类天生的弱点，谁都会以此原谅自己，并不以为过。但苇岸却不这样看，他是个极认真之人，并且对所有人都抱有美好愿望。苇岸说：“我希望我是一个眼里无历史，心中无怨恨的人。每天，无论我遇见了谁，我都把他看做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引自《一个人的道路》)这是一个多么天真的目光，婴儿般的目光，但不也是上帝的目光？这目光一旦进入作品会怎样？无疑会形成一种照耀。我读苇岸之所以感到照耀，正是因为《大地上的事情》布满了这种神奇的目光。苇岸的一切语言都被这种目光深深的打量过。

　　写作是一份孤独的事业，没有朋友的写作就更加孤独，这点我在1992年以前的十年写作生涯中体会非常深，苇岸在许多场合叫上我，在他朋友的画展，在诗歌朗诵会，在北大，在诗歌酒吧，在他家的聚会，很快我结识了许多北京写作圈的朋友。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帮助，它坚定了我的写作信念。正是在这期间我完成了我的《沉默的彼岸》的写作，并把初稿给了苇岸。苇岸看后打来电话，说是情不自禁打电话，说我做公司实在可惜了。我决定辞去公司的职务，并同苇岸商量过这件事。去年3月终于如愿以偿。苇岸是一个富于感召力的人，应该说我是在苇岸影响下才走出这决定性的一步。我失去车、手机以及所有的职务之便，我还原为一个人。我曾存在过的人。

　　我敬重苇岸。我们接触频繁，一起去美术馆看画展，逛三联书店，去一个叫“菲菲”的饮食店喝茶。这个店就在三联边上，是苇岸通常进城会朋友的地方。在这里苇岸曾把我介绍给诗人林莽和评论家刘福春。在“菲菲”我们经常谈的是梭罗。梭罗对于苇岸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那时候他正准备给《世界文学》写一篇叫做《我与梭罗》的文章。《读书》和其它媒介上有人撰文对“梭罗热”以及梭罗本人提出浅薄的质疑，苇岸对这种文章很有看法，我说物极必反，总有人站出来出风头，写一些反调文章，这种无聊文章和猥琐文人大可不必理它们。但苇岸认为不能置之不理，于是以书简方式写下了《梭罗意味什么》(致树才)，发表于《中国文化报》、《美文》。稍后又写了《艺术家的倾向》(致宁肯)，发表于《光明日报》和《美文》，文章结束时他有意提到我的《沉默的彼岸》，给与精当的评价。我知道他的用心，他希望我的作品有所反响。

　　苇岸待人诚恳，乐于助人，特别是对写作者他抱有一种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情操，他说：“即使今天，如果我为诗人和作家做了什么，我仍认为，我不是或不单是帮助了他们，而是帮助了文学本身。”他对食指(郭路生)的帮助最能反映这种情操。一代先驱诗人食指长期住在沙河精神病院，沙河相对说距昌平不远，苇岸因此认为自己负有某种当然的责任(谁又认为他一定有这责任？)。他定期去看他，聊聊天，带去食品，书报，请他到外面饭馆吃一顿，改善一下伙食，几年就这样坚持下来。都说与诗人交往最难，而苇岸似乎与诗人有着不解之缘，他的笔名与北岛有关，他与已故诗人顾城和海子过从甚密，当今最活跃的诗人与他有着良好的交往。

　　文学是苇岸的宗教，他的虔诚、热忱、充满爱和庄严让人感动，他没有丝毫的调侃、狷狂、作势、言不由衷，他是当今市井习气、后现代语境中的一道风景，一座孤岛，是当今文坛真正的“另类”。他的寓所是书籍和写作的殿堂。读书和写作是他生命的全部方式，就其纯粹性而言，我无法不想到博尔赫斯的写作。然而，从精神和生命态度上他更接近于梭罗。博尔赫斯在书中玄想，制造迷宫，苇岸决不，他的写作始于户外：观察，爱，追问，悲悯自然界中的弱小，爱土地，爱那些初始的事物：像树木，草，光线，农事。

　　苇岸的写作不仅没有玄想、迷宫，有时甚至像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家那样严格，为写关于二十四节气的散文，光是户外观察他就用了一年时间。1998年初他在他居住的小区东部田野选了一个固定的基点，每到一个节气都在这个位置，面对同一画面拍一张照片，形成一段笔记，时间严格定在上午九点，风雨无阻。这一固定点我还有另外一些人都曾要苇岸引领前去观瞻。去年底苇岸开始了这一继《大地上的事情》后，又一重要的我愿称为“大地上的写作”，如今我们已看到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等篇章。

　　因为二十四节气，九八年苇岸没有像往年去外省旅行。苇岸有假期，这以前他每逢假期他都要自费乘火车或汽车远行(我觉得汗颜)。他已走过黄河以北中国所有省区。他的《上帝之子》和《美丽的嘉荫》是这些旅行结出的优秀的果实，请允许我最后引用这两篇作品的片断：

　　……两个孩子，徒手赶来一只高大的公羊，走进屠场。血腥气息的突然刺激，使公羊警醒。它本能欲退，一个孩子伸手一拦，又使它恢复了镇定。它走到悬挂同胞尸身的横梁下，一个屠师猝然将它搬倒，头扭向血坑，然后操刀。它没有踢蹬，没有挣扎，甚至没有哀叫，它承受着，大睁柔弱的、涵义深远的眼，阵阵抽搐的壮硕身躯，渐渐平静。新疆的这幕，刻进我的脑子，我终生难忘。它时常让我想起人类尚未放弃的一种脆弱努力。——《上帝之子》

　　嘉荫，这是一个民族称作北方而另一个民族称作南方的地方。站在黑龙江岸，我总觉得好像站在了天边。对我来讲，东方、西方和南方意味着道路，可以行走；而北方则意味着墙，意味着不存在。在我的空间意识里，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无法形成完整的四方概念。望着越江而过的一只鸟或一块云，我很自卑。我想得很远，我相信像人类的许多梦想在漫长的历史上逐渐实现的那样，总有一天人类会共同拥有一个北方和南方，共有一个东方和西方。那时人们走在大陆上，如同走在自家的院子一样。　　——《美丽的嘉荫》

　　这些文字不用我多说什么了。苇岸漫游四方，守望大地，沉思默想。他本质上是个行吟诗人和浪漫主义思想家。他属于十九纪世。某种意义，正像某些物种，他在我们这个物质时代已显得那样稀少，但事实上又凝结着人类最后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