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

　　我把目光从路边的行人和落叶乔木上移开。

　　天气预报中说到今年的第一场雪即将来临，天空很灰暗，在缺乏生气的背景映衬下，那些敝旧的建筑物显得很不真实，就象匆忙搭起的布景。我把目光从路边的行人和落叶乔木上移开。我不断地提醒自己。

　　车箱里空荡荡的，伴随着有节奏的咣当咣当声响，每个人的身体都轻轻摇晃。我看见那个穿黑色短呢大衣的男人，坐在车箱前半临窗的一个座位上，略微侧着头朝窗外看。他对散布在寒冷空气中逐步将他包围的危险毫无觉察。他不会知道另一双眼睛在注视他，那是双猎人的眼睛，而他正缓缓走向猎人布设的陷阱。今天是我奉命跟踪他的第四天，我渐渐喜欢上了这桩任务。从我接手这件案子的第一天起，我就怀着强烈的兴趣和好胜之心，我期待着抓到他，他将是我狩猎生涯中的第一个猎物。我相信自己的能力，虽然这工作远非想像中那麽简单。我想;一个猎人需要耐心、机智、准确的判断力和敏锐的直觉，需要这些素质的结合，当猎物是活生生的人时，情况会更复杂。

　　我坐在邻近后门的座位上，车窗的玻璃缺了一角，风象锐利的箭攒射进来，把我的脸刺痛，却也让人保持清醒。他是一个反革命组织的成员，他们非法印刷了一批反动小册子到处散发。张卫东把一张黑白照片递给我看。那个叫高的男人正从一家商店走出来。我接过来仔细端祥。张卫东向後一仰，靠在椅背上说，你的任务时跟着他，找到他们聚会或印东西的老窝。如果把他抓起来，未必会问出什麽，要能一网打尽就立了大功，上面对这个案子很重视。说到这儿，他笑起来。

　　车到工人俱乐部，高起身下车。我把月票朝售票员一晃，跟下车来。他在人行道上慢步前行，左手拎着一只灰色皮包，把手已经磨得很破旧，似乎随时都能断掉，里面就是那些反动小册子吧。我跟在他后面，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前几天他一直没有异常举动，每天早晚往返于工厂和家庭之间。他结婚不久，妻子在一所小学当老师。我见过一次。前天傍晚她在回家的路上等他，然后一起回去，一路很少交谈。据夜里监视他家的同志反映，他晚上从不出门，十点钟之前就熄了灯。他们在对面的楼里冻得发抖，两个人都得了感冒。我说过耐心是很重要得的，起初的跟踪和监视好像很枯燥无聊，其实同样有意义。因为对猎物的作息时间，行动路线的了解都是最珍贵的情报，它们必不可少。今天下午，高所在单位保卫科的人通知我，高突然请假离开了单位，我立即赶来了，几天以来，我一直呆在离他他最近的派出所。他走的路和回家的方向相反，我直觉地预感到有什麽事情将要发生，也许我等待的时刻就要来到了。

　　高的脚步加快了，但并不象发现了盯梢的架式，我为了稳妥起见，有意拉大一点和他的距离。我打量着他的背影，他走路时上身略向前倾，背显得有点驼，双肩向上微耸，这个姿势很难看，我想他是在桌子前坐得太久了。我突然发现他的双脚朝外大幅度的分开，就是外八字脚。这个特点令我一笑，因为我也是，只不过没他那麽严重。我觉得对他的熟悉程度一点点增加，而我和他也越来越靠近。

　　一桩偶然事件险些破坏了我的计划。我看到一位小学同学挥着手喊着我的名字从马路另一边跑过来。他出身不错，曾在某个造反派组织当过小干部，在那场震惊全省的武斗中负了伤，所以留在了城里。他握住我的手使劲摇晃，脸上流露出真诚的喜悦，我却掩饰不住内心的焦虑，客气中显出极不耐烦的神色。于是我果断地抽回手，对他说我有急事，以后有机会再谈，转身走开了。

　　幸好高的身影还在不远处，我小心翼翼地追上去。又走了不远，他从一条小巷的入口拐了进去，我仍旧跟在后面。小巷笔直地延伸，没有别的人影，我不紧不慢地走着，仿佛听到了脚步声在狭长的空间里的回响。还有一种声音，急促而沈重，好像是心脏的跳动。高突然回头望了望，他看到了我，目光平静。我知道自己的样子不会令他起疑蓝色的劳作服套在肥大的棉袄棉裤外面，再普通不过的工人形象。为避免引起他的注意，我每天更换一套新的装束。第一天是套洗得发白得旧军装，前天穿了件军用棉大衣，戴着一顶皮帽，昨天我穿的是蓝色警用棉衣，向别人借了付平光眼镜。我每天都以暂新的打扮出现，但又都能混在人群里不被注意，他怎能记住某个陌生的路人的相貌呢？高还在前行，我的心里泛起一股可怜他的情绪，他对自己的处境一无所知，任凭我的摆布。

　　小巷里的风凶狠地拍打着我的后背，绕过我之后又聚在一起，带着粗鲁的呼啸。一团肮赃的塑料在风中扶摇直上，在灰蒙蒙的空中渐渐模糊。高在一扇门前停住了，用手敲着门板。我装作若无其事地继续走过去，从他的身后经过。我听到门打开的声音，随后是一句低低的说话，接着门关上了。我一直走到小巷的尽头，前面是又一条稍窄的马路，对面是个建筑工地，虽然只有两层，可脚手架仿佛会在风中倒掉。我的左边是一截低矮的断墙，墙边堆着小山似的垃圾，我看见了一只冻死的老鼠。

　　我回过头，小巷空荡荡的，风迎面扑来，有种兴奋传遍了身体。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我沿原路走回去，默默记住那个蓝色门牌上的号码。如果他来这里和反革命集团无关怎麽办？我突然想到这一点，我的直觉会不会犯错？我一边走一边问自己，已经快三点钟了，我终于打消了犹豫。我走出小巷，穿过马路，走向不远的一间商店。当我掀开沈重而破旧的棉布门帘，立刻撞上一片突如其来的温暖。所有的柜台都很冷清，四个售货员围在屋子中央的火炉周围谈论这伸麽，炉膛里的浅蓝色火苗若隐若现。她们不理会我的闯入，好像并不期待着顾客上门。我走近那片温暖的发源地，问道∶请问电话在哪儿？

　　电话不外借。售货员头也不会的答道。

　　我掏出证件；我是公安局的。我用命令式的口气说。她们全都看着我，刚才答话的年轻女人说；跟我来吧。

　　她带我走进后面的办公室，屋里没人，她指着桌上的电话对我说；在那儿。然后就出去了。我拿起话筒，手指有些颤抖的拨完了号码。铃声只响了一次，我就听到张卫东的声音。我低声说；找到了。在泰山路光明巷17号。

　　好。我马上就到。

　　我回到大厅，说了声谢谢，四个女人都无动于衷。我又来到街上，在正对小巷的电线杆旁站住，从这里能看到?子里的动静。张卫东会在大约十分钟後赶到。我不再怀疑，只是耐心地等待，这场游戏快结束了。

　　两辆警车飞速驶来，在巷口猛地停下。张卫东跳下车跑过马路。你辛苦了。他拍着我的肩膀。我笑着说∶没事儿，你们快去吧。他递给我一枝烟。你到车里等着吧。

　　我坐在驾驶室里，摸出火柴把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再缓缓地吐出。张卫东他们现在该冲进那个房间了，我的判断，或者说我的运气是好是坏，都已经决定了。有一点可以肯定，民警的突然出现会让高惊慌失措。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和那位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不起眼的男人有关，他是个胡里胡涂就被吃掉的棋子。我有些得意，透过烟雾和模糊的车窗，我看到外面开始下雪，象尘沙一样的细小颗粒。一阵嘈杂声从小巷里传来，张卫东他们押着高和另外两个人走过来，被捕者们戴着手铐，走在最后的民警抱着一台油印机。一个反革命份子大声叫喊着，有几个行人停下观望。高默不做声，经过我的车旁时，我还是看出他在故作镇定，他的命运已被决定了。我想仔细地看看他的表情，看看他是否反抗过，如果有的话，他的脸上会留下痕迹，我知道张卫东的习惯。我敲了敲车窗。高转过头来，看见了我，在车窗後吸烟的我，很短暂的惊奇之后眼睛里射出仇恨的光芒，然而却是无用的，绝望的，就?奄奄一息的猎物在陷阱里那垂死的注视。我对他笑了笑，满足地闭上眼。

　　　　　　　　　　　　　　1992年

　　我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的行人和落叶乔木，天空很灰暗。公共汽车行驶在一条商业街上，售票员不时把身子探出车外，拍打着铁皮，大声喊叫让骑车的人闪开。一家发廊的门前摆着两只花篮，里面传出歌声，看来刚刚开张不久。几个新疆人模样的不时吆喝一声，从他们的炉子上腾起缕缕白烟。一对男女站在路边吃羊肉串，女的伸长脖子，呲着牙咬住了一块肉，好像害怕油滴到大衣上。一转眼，许多年过去了。我觉得就象一场梦。我回响起那些令我一次又一次措手不及的变化，有时会感到恐惧，仿佛我并不是在活着。我看了看他，坐在那儿不动，他根本想不到正被人跟踪。我的目光停在他的黑色围巾上，我需要这样一个机会，很重要的机会。

　　车停下了，一大群男女老少带着喧闹挤上来，车箱里站满了人。视线被臃肿的身体切断了，但他还在，而且我还知道现在他的心中充满了兴奋和喜悦，因为他要去见他的情人。上星期，在工厂里，小江对我说他在电话总机值班的朋友无意中听到了一对婚外情人的通话，他知道男的叫什麽名字。我不认识他，在这座上万人的工厂里，我不过是个小小的工人罢了，但小江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很想搞清楚他到底是谁，这很容易，我从远处记住了他的相貌，然后我还想了解更多。我离开公安局很久了，那时候我的工作是解开一个个秘密，虽然有一段记忆让我很痛苦，可是突然有种冲动呼唤着我，也许我能再回到我总也忘不了的过去，也许我能甩开纠缠了我这麽多年的阴影。我决定跟踪他，找到他和情人幽会的地方。没有人命令我，也没有人知道我的计划，我也不会张扬我所看到的一切。

　　工厂的效益不好，我有足够的时间全心全意地观察他的行动。他很小心，经常到厂外的公用电话来和情人联系，也不和她约会在哪里见面，但我能肯定他们会被我发现的，要不还算什麽情人？他们见面的地点应该是她或他的家里，家里最安全。他现在去的大概就是她的家。

　　他起身要下车了，我也从后门下来，跟在他后面。他脚步匆匆地朝前走去，好像盼着早一点赶到。天色越来越灰暗，我打量着周围的景物，十年前这里还是大片大片的野地，眼下建起了一列列楼房，一条宽阔的马路，由于坡度的关系，路就象直接通往哪片灰暗。他的背影在前面，从我的位置看，似乎在接近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那些楼房也是，最远几幢的棱角差不多混在了灰暗之中。

　　我忽然想到我不知道他的情人的住处，在这些火柴盒般的建筑中，我怎麽找到那一家？除非我和他一起走。这是个难题，我想看到他走进哪个门洞就行了，详细情况以后慢慢来，我一下子记起我不在公安局了，我再也查不到线索，张卫东也不在了，我感到一阵强烈的悲哀，这股悲哀又无比迅速地化成勇气，我决定紧紧跟着他，成败在此一举。有什麽好怕的？我对自己说。

　　他拐进一座月亮拱门，我加快脚步赶上去，和他只有两三步的距离。他并没有回头，他的身体内一定有种冲动，他就要见到她了。他直奔7号楼走去，中间的门洞，他抬头往楼上望望，看来不是一楼。在离门洞几米处，我连迈两大步超过了他，抢先走进去。这样会减少他的怀疑，也是极大的冒险，毕竟我们在同一个单位，他如果看到眼熟的背影而起疑呢？我作好了最坏的准备。但是糟糕的事没有发生，他随着我进来，随着我踏上楼梯。我害怕他要去顶层，那样的话，我得在六层停一下，装作掏钥匙，我没想到他在三楼就到了目的地。右边的红色铁门，我记住了。我继续往楼上走，可听到了敲门声，随后是开门声，关门声，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幕终于拉开了。

　　我站在六楼的缓步台上，一种多年不见的喜悦点点滴滴地浮现了。我点燃一根烟，再等一会儿，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对他也一样，在敲门前他让自己急促的呼吸变得平缓些，后来他们拥抱在一起，会有一番亲热。楼道里很暗，窗户上的玻璃已脏得不能再脏，我踢了一脚身旁的装电视机的纸板箱，把烟扔在地上，用脚踩灭，一步步朝三楼走去。

　　我放轻脚步，一直来到那扇门前，把脸贴在冰凉的金属上，仿佛能听到一些细微的响动。我似乎不费力气地穿过了这扇障碍，悄悄地走过门厅，推开卧室虚掩的房门，看到两个赤裸的身体正紧拥在一起，在床上恣意翻滚。

　　这样的想法很不冷静，我控制住荒唐的念头，用手指有间隔地敲了两下房门，并不用力，但很清晰，对于屋子里的人却会象暴风雨时的霹雳一样。我继续敲击，楼道里响起了回声。我把耳朵再贴到门上，果然听到了他们的慌乱。他们手足无措，炽热的情欲会被突然泼来的一盆冷水浇成灰烬。我笑了。在我令他们胆寒的敲门声中，有人走来，问∶谁？声音因怯意而颤抖。我掏出口袋里的一串钥匙，晃了几下，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我停止了恐吓，转身下楼。那个女人也许还在门后满怀恐惧地站着。我的猎物刚刚穿好了衣服，没准扣错了扣子，或者腰间露出一角衬衫，甚至忘了拉好裤链。我乐得几乎笑出声来，脚步也变得轻盈。

　　我重回到高大的楼群之中，许多窗口都亮起了灯火，一团团雪花落在我的脸上，脖子上，带来惬意的沁凉。我回头仰望那个窗口，房间里的灯亮着，两个可怜的人面面相觑。我慢慢走着，好像在雪中的松林里散步，把过去的痛苦和烦恼都掏出来扔在地上。我仍旧是个猎手，我告诉自己。

　　　　　　　　　　　　　　　1975年

　　雪俏无声息地下着。我突然感到肚子饿了，毕竟，今天是小年，而且在这个时候，正是全家准备吃饭的时候。我看着那个女人的背影，不知道她到底要走到哪儿。街道上行人寥寥无几，还没有路灯多。这条路沿着南运河，河对岸是动物园，我朝河上望去，灰暗中一条发白的带子，前几天听说有个小孩在冰上玩时掉进了冰窟窿里，但被人救了上来。她的脚步变快了，如果她今晚只是回家，那我的辛苦就有些不值。我搞不通这些反革命份子为什麽要闹下去，他们很笨，象高那样，很容易被抓到了，我体会到的兴趣也有限，更多的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今天下午，我和张卫东呆在汽车里，等高的妹妹下班。高被抓后，他的妹妹成了重点监视对?，因为那份反动杂志仍然在印刷。新的印刷据点就是我要找的。五点，下班的铃声响了，我们急忙把目光盯着工厂的大门。人们不断走出，我们寻找那张在照片上看了几十遍的脸。不一会儿，张卫东先发现了。她朝另一个女人挥了挥手，肩上背着看起来沉甸甸的军用挎包。张卫东拍了我的大腿一下∶跟上去。我打开车门，在马路的另一边和她同行。

　　开始她和一路的同志偶尔说话，渐渐的她转到没有同伴的路上，我知道她不是在回家，看来她和哥哥的命运差不多。但是她并不着急，走进两家商场却不买东西，在后一家的门外，她站住了，好像在等人。我留在商店里的五金柜台前，装作审视那些瓷碗，实际透过狭长的窗玻璃留意她的举动。有个女人出现了。我只能看见她的侧面，梳着辫子。当她们分开时，我推门出去，她们朝两个方向分头而行。我一眼就发现军用挎包转移到了后来者身上，这说明我的猎物变了。我为此而高兴，在跟踪过程中，有越多的变化波折，就有越多的乐趣和考验。

　　她奔跑着穿过一条大马路，我则慢慢地走过去，此刻人迹稀少，我如果跟得太近，会惊动她的，所以我和她始终保持了大约两根电线杆的距离。她的背影在飘落的雪花中走了这麽久，我忽然想起我还搞不清她长得什麽模样，天没黑下来时，我见过她的不完整的侧脸，当然看不出她到底漂亮不漂亮，只是觉得有点面熟，很奇怪，好像在哪儿遇到过，这样的姑娘太多了。我拍了拍肩头的雪，脸上已没了感觉。她拂过几次头发上的落雪，口罩也一定是湿漉漉的。难道她不害怕吗？在风雪里走了这么久，我突然怀疑起来，她是否发现了我在跟踪？故意地拖着我乱逛。

　　她转了个弯，踏上一条更僻静的街道，工厂的围墙无声矗立，路对面是座中学，路灯昏暗，那些冬青树和矮墙，以及操场，教学楼混合成一片模糊的黑暗。她要去哪里？她的步伐仍不紧不慢。我在距她十几米外一下子发现了某种不对劲儿的征兆∶她为什么从不回头张望？她一点儿都不觉得害怕吗？很少有年轻姑娘敢孤身在这样的街上行走，她到底要走到何时、何地？

　　我决定放弃这场跟踪了。我想张卫东会同意我的决定。最妥善的办法是明天就把高的妹妹逮捕，再抓到她。我主意已决，加快了脚步，我要超过她，我要看一看她的脸，最好能吓唬吓唬她。

　　我很快接近了她，看清了她的两根辫子。在相距只有一米多远处，她猛地停了下来，我也停住了。一切变化得令人吃惊。她转过身来面对着我。我感到了莫名其妙的寒意。手不由自主地伸到口袋里。摸到了枪柄并轻轻握住。她摘下口罩，我看清了她的面容，刹那间，世界的亮度增强了。噢，是她，那家商店的售货员，领我去打电话的年轻女人，这是个陷阱。

　　差不多在此同时，我的身后响起奔跑的脚步声。我还未来得及转身，后脑就挨了重重一击。轰。是什么从头上爬下来，钻进了衣领中，热乎乎的。我在冲击下俯下了身，有人好象说了句话，我听不清楚，只知道那东西要捂住我的眼睛。我想睁开双眼，只能看到一片灰白，飘动着许多粉红色的雪片。打击再次来临，我的后背。我掏出枪。开枪、开枪，朝那些粉红色的雪片开枪。我支撑不住了，扑倒在地上。脸埋进松软而冷酷的雪中。

　　1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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