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偶翻堆在角落的杂志，看到一篇题为“我为什么迷恋理论？”(《外国文学》99年5 期，以下简称“我”文)的文章，引起我的兴趣。之所以感兴趣，不是因为我也迷恋理论，而是因为对理论的恐惧。传统文学批评采用的社会历史研究法?精神分析研究法?原型研究法，以至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都还勉强可以理解，惟独解构主义的神髓一直把握不定，而这篇文章所谈的正是解构。它在第一段即开宗明义地讲到：“如果我们对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稍有了解的话，如果我们粗略地知道俄国形式主义的起源的话，如果我们大致翻阅过胡塞尔以来的德国哲学的话，如果我们对并不艰涩的索绪尔稍具常识的话，那么，我们不会武断地指责理论是些花哨的游戏，不会十分外行地攻击理论的蛊惑人心。”读之汗颜，我确曾“大致粗略翻阅”过这些大家的著作，但可以说仍对解构理论近乎无知，所幸的是我的无知导致的是敬畏，而不是攻击。

　　接近解构的一大障碍是其理论话语的晦涩。所谓“分延”?“播撒”等概念就象没有本体的影子，可以靠近，却永远让人抓不到?摸不着。原以为是翻译者的工夫不到家，读完该文方恍悟晦涩本是解构的胎痔：“晦涩，正是事物的魅力所在，清晰和明了只是懒汉的哲学，一目了然对于弱智来说总是兴高采烈的，晦涩总是伴随着复杂?高级?陌生以及对智慧的挑战。即使是背后一无所有的晦涩，也比那些一目了然的真理更加耐人寻味。”诚哉，斯言。追求明晰的真理，或者说预设一个本源的存在，是西方两千多年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的体现，是太初有道的一以贯之。解构主义怀疑和否定任何本源和中心的存在，打破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取消一切类似本质?意义?终极的概念，从而彻底颠覆了理性思想的大厦。世界本无始终，一切只是流变。它告诉人们语言并非纯洁的媒介，而是感染了形而上学瘟疫的思想的牢笼。为避免重蹈形而上的覆辙，解构者执意运用和创造一些模棱两可和似是而非的术语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让解构者来确定什么就等于让猫抓自己的尾巴。或许对于解构主义者来说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

　　这篇文章还解答了我的另一个疑问，即解构之后干什么？从前我一直以为解构主义者是一伙恐怖分子，用偷来的核弹把世界炸成“碎片”，自己却乘火箭，带着氧气筒逃到了火星，或者象董纯瑞，在炸掉敌人碉堡的同时把自己也炸死了。但该文以科索沃战争为例，阐释了解构主义的“实践性”?“现实有效性”及“政治性”：“科索沃战争是一场形而上学战争，美国及美国价值在此是普遍性种子，世界各地都应栽上这种起源性种子，都应在此基础上发芽生长，总之，世界应该按照某种普遍意义和本质主义的模式--正是如此，美国代表着形而上学的派生性本源--组织它的叙事。任何边缘的?异质性的叙事都应受到这种大叙事的控制和压迫。南斯拉夫毫无疑问是异质性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异质性叙事是怎样遭到主导叙事的压迫和控制的。”这一则分析清楚地表明所谓美国的霸权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中心的大叙事，而投靠俄罗斯对抗美国的米洛舍维奇则是“边缘性”?“异质性”叙事的代言人，或许他被海牙法庭宣布为战争罪犯正是主导叙事的压迫的极端形式。再往深入分析，甚至WTO 从根本上来说也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派生出的“结构”，因而具有中心叙事的压迫性，它恐怕早晚也应该被“解构”。

　　说来也巧，看到这篇文章的同时我正重读李卓吾的《史纲评要》，自不免于无意中站到了某种解构的“视角”上，不想竟大有心得。原来中国早就有人会运用解构的方法来阅读“文本”了。宋太祖陈桥兵变一节：“夜五鼓，军士擐甲执兵，直逼寝所。曰：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匡胤惊起披衣，未及对，黄袍已加身矣。众即罗拜，呼万岁。”此处卓吾眉批云：“这黄袍何处得来？”众将士拥匡胤入宫，“召百官至，晡时犹未有禅诏，翰林承旨陶谷出诸袖中，遂用之。”段后批：“机关都从此一诏露出，陶谷之所以可恨也。”(722 页)又，“陈桥之变，后闻之曰：吾儿素有大志。”夹批：“岂一朝一夕之故哉。”(733 页)中国虽谈不上有什么理性话语的传统，可儒家所推崇的忠孝之道，仁义礼信毕竟构成了两千多年的中心叙事体系。李贽不自觉地运用了解构的策略，深入到这中心话语的内部，寻觅其“缝隙”和“裂痕”(黄袍，禅诏，后语)，然后用手指“轻轻一碰”，两千多年的礼教传统和等级秩序观念“顷刻间摇摇欲坠。”(胡经之，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363 页)李贽不但对儒家的礼教中心主义从内部进行颠覆，而且还更进一步看到女性的“边缘地位”来自男性话语霸权的压迫。关于武则天他有这样的评价：“渠既自以为皇帝，则不甘心为女子矣。如张昌宗?张易之等，则女子耳。盖女子既不为女子，则男子又何以为男子哉？况乎若是男子，决不以莲花之面为人主所宠幸矣。”(548 页)十分明显，李卓吾认识到所谓男女尊卑的等级观念本质上是男权中心造成的不平等的二元对立，当中心被“拆解”后，二元等级秩序也不复存在，男不为男，女不为女。说到底，男女之别不过是主体叙事为支撑自身而“结构”出的虚假概念。或许女权主义批评家真的应该到中国寻找先驱才是。

　　李贽比德里达足足早生了400 年，未得聆听“福音”，因此在对《史纲》这一开放性文本的解构中，不免缺乏“理论”的根基。但这并不否定他作为一个“实践的”解构者的伟大。他(也包括之前和之后的许多中国文人)通过对文本的眉批?夹批?段后评以及圈?点?抹等阅读技巧，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实现了对文本的拆解，将叙事炸为“碎片”。历史在他的眼中成了虚构的文学，阅读成为纯粹的游戏，阅读者在解构中获得“极乐”。在阅读和批评的形式上他已经超越了德里达。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权威的图书馆禁止读者勾抹藏书也成为对解构的限制和压迫。但李贽的解构活动没能逃过“主体叙事”的稽查，最终因其“异质性”而被捕，死于狱中，成为解构主义的殉道者。可幸的是，势易时移，当代的解构者拥有非常宽松的阅读环境。解构的昌隆已经要求读者必须读一些德里达以避免“因为乏味?无知以及或多或少的嫉妒而对理论所产生的那种傲慢态度”(“我”文)。如果孔子再生，恐怕不会叫儿子去读《周南》?《召南》了。他可能会训斥道：“人而不为解构，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论语-阳货》)

　　停笔，夜忽得一怪梦。梦中见德山和尚向我走来。心内思忖，若其问我从何处来，必答从来处来，若问向何处去，必答向去处去，免遭其讥为不悟。遽料德山并不发问，迎头痛击我闷棍有三，从此患上痴呆症和失语症，尚且奇怪，既已痴呆何以还知自己痴呆？惊起，方知不过南柯一梦耳。

　　200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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