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课是语文课，这是一堂普通的语文课。但下课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王老师很严肃地对我说，傅×同学，你跟我去办公室。

　　我以前从未去过办公室。在我的概念里，办公室首先还不是教师办公备课的地方。有两种人去办公室，一种是担任一定职务的同学(比如课代表，宣传委员等)，一种是犯错误(比如早恋，破坏课堂纪律等)的同学，两者必居其一。在他们去办公室的路上，看看他们的脚步，就可以分辨出是哪一种。跟大多数同学一样，我正好是第三种人。这是因为我发育较迟(加上身材矮小引不起女生的注意)，胆小，又不够聪明。

　　跟在王老师身后去办公室的路上，我非常紧张。表面上看，我在学校里各方面表现平庸，似乎无可挑剔，但所有的事都是可能发生的。比如李小平他们在一起评比三好屁股的时候，我不是也忍不住插了不少话吗？这样一想，我就有些心虚，但我还是用目不斜视的方法装出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可目不斜视的结果，是我的目光很容易不时从她的背脊滑到那个娇小玲珑的屁股上，这就像一次又一次的自由落体那样不可避免，而我显然是不能闭目行走的。眼前那个屁股，慢慢地脱离了它的词意以及在我心中发动的性的遐想，我觉得那个水蜜桃般美妙的形状渐渐从具体向抽象转化，已经不能称之为屁股或臀部，最后感到的只有它给我的压力，压力，越来越大的压力。像一件浸到水中的棉袄，等到走进办公室，心情已经相当沉重了，我相信自己差不多已在劫难逃，几乎放弃了负隅顽抗的任何打算。

　　办公室里有四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有一摞待(或已)批改的作业本，一只插着数支蘸笔的笔筒，一瓶红墨水，一个语文教师的头。我站在王老师的右侧等她发话，不想王老师却认认真真地整理起桌子来了，仿佛我这个人并不存在。其实桌子非常整洁，她一整理，上面每样东西都易了位，反而稍微有了一点凌乱。然后王老师清了清嗓子，我想即使她不清嗓子，也已经足够清脆了，所有的这一切为的是制造出一种威慑力。这个过程持续了大约二分钟，这二分钟足以摧毁我的侥幸心理。王老师注视着我，脸上竟浮现出一个美丽的笑容，说：

　　“傅×同学，你的入团申请书写得不错，我们很赞赏你要求进步的态度，经过认真讨论，我们准备解决你的组织问题。”

　　这番话使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原来我对形势的估计完全是错误的，我马上就成了一个乐观主义者。王老师接着说：

　　“但我们还需要对你进行全面考察，现在，我们请你汇报一下各方面的情况。比如，你的思想动态啦，你的学习啦，你的家庭情况啦。”

　　我没说几句，王老师却显得很不耐烦了，虽然是笑眯眯的，说出的话显然别有用心：“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不正常的现象？”

　　王老师仍然是那么和蔼，但我已经发现和蔼中暗藏的杀机。我同时还发现，这时其它年级的三个语文教师，看上去在批改作业，实际上眼角的余光却放在我的身上，我觉得正面的目光只不过是观察到你的一举一动而已，眼角这种似是而非的余光就非同寻常，它的犀利足以刺探出你内心世界的东西。此时我在想该不该把评比最佳屁股的事说出来，说出来的好处是我主动举报证明我要求进步，我的组织问题很可能就马上解决了，坏处是，在李小平他们的眼里我无疑成了一个打小报告的卑鄙小人，另外，虽然我不是主谋，但我作为一个参加者的身份也将暴露无遗，我的组织问题很可能永远成为问题。关键要看学校是否的确在追查这件事，如果确实已在追查，说明学校已经略知一二，我就应该说出来，因为事已至此，我的身份迟早都会暴露，再则，虽然我因此成为一个卑鄙小人，其它人也会先后成为卑鄙小人，如果大家都是卑鄙小人，就很难讲我是一个卑鄙小人。这个结论在我心中产生了一刻短暂的兴奋，因为我忘记了它是建立在“学校已在追查”这个大前提上的。

　　最终我仍然犹豫不定。王老师给我一个提示，说你的家庭是不是很正常呢。这样一来，我就不必为是否做一个卑鄙小人而为难了。我觉得我的家庭相当正常，我父亲是脾气火爆的铆工，我母亲是个唯唯喏喏的纺织工，我的两个哥哥都是技术平庸的机修工，我们这样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要想不正常都十分困难。我告诉王老师我们家很正常，看得出这个说法令她不快，我不知道王老师到底要从我嘴里挖点什么东西出来，她那种闪烁其辞的方式弄糊了。

　　谈话毫无成果。王老师也没再提及我的组织问题，我非常失望，好在王老师比我还要失望。这多少平衡了我的心理。

　　回到教室，我了解到，同时还有其它班级的一位女生也被叫去谈话(我并不认识她，与她有什么关系呢)，有一种调查的架势。但到底调查什么，谁也不知道。我的同学都在猜测发生什么事情，既然我都一脸雾水，别人就更不明就里了。

　　下午，我再次被叫去谈话。这一次非同小可，去的是校长室，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校长室里有三个人，程校长、那个叫做陈琼的女生、我。程校长将把门关好，甚至连窗帘也仔细拉上，室内顿时乌漆抹黑，他只好又将电灯拉亮，从亮度上判断，这只白炽灯是15支光的，跟我们家厕所里的一样，电灯正好在程校长的正上方，只能主要将他的秃顶照得更亮(但这时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室内只剩下那种令人昏昏欲睡的黯淡的光线。

　　程校长首先向我们宣布纪律：“你们两位必须保守秘密，今天谈话的内容不得向外扩散，否则。”他就此打住，分别用眼光扫了扫我和陈琼的脸。他不说我也知道否则后面的词，我一下子就被吓倒了。这就像暴雨之前密布的乌云比暴雨本身更能让你真实感受到暴雨。我想他之所以不往下说，是要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即使不说，他的目的也照样达到了。程校长与王老师的语言艺术立显高下。程校长说之所以叫我们来，是因为他信任我们。程校长倒是没有跟我们捉迷藏，他告诉我们，我们两位的哥哥参加了一个手抄本的写作，他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弄到这个手抄本，交给学校。他说，这对我们是一次考验。

　　虽然一直都有手抄本在地下流传，但我还从未有幸亲眼目睹。最近一个寒假，我的表姐从徐州来看我们，晚上我们同床(这是因为我们家没有更多的床，我也并未成年，是我们家最中性的角色，请勿误会)，她给我转述过全国流行的黄色手抄本《少女之心》，这是我距离手抄本最近的一次。真是立竿见影，我平生的第一次遗精，就发生在当天晚上。这就是我对手抄本的既胆颤心惊又甜蜜的认识。现在，我的眼皮底下居然就诞生了一部手抄本，回家后我马上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妈妈。

　　我那个手抄本作者的大哥(另一个哥哥与此无关)回来前，妈妈和爸爸已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嘁嘁喳喳了半天，打开房门时我看到两个形成强烈对比的脸孔：一个煞白，一个乌黑。现在房间里变成三个人，很快传出爸爸的声音，但大哥的嗓门比他更大，妈妈则不断地说轻一点轻一点，可以推断意见始终不能调和。我想无论从拳头还是口才上比较，爸爸都不是大哥的对手，所以我只听到爸爸那几个翻来覆去的短语：“翅膀硬了”、“有种”、“我管不了你”。

　　除了为大哥担心，我无事可做。这是校长对我的智力的一次考验，我可不会傻到真的把那个手抄本交给校长，再说，我就是想弄也弄不到。但是，校长的纪律我不能不遵守。独自保守一个秘密竟让我产生了很大的快感。可笑的是，在同学中居然有了一种我和陈琼闹恋爱的传言。起先我并不在意，但没过三天，这场虚拟的恋爱已经被描述得绘声绘色，到了有时间、有地点、有情节的地步。我随时可以感到同学们暧昧的目光从四面八方向我投来。既然我必须保守秘密，这就使我猫不是狗不是百口难辩，我越来越沉不住气了，决定找陈琼谈谈，商量一下对策，我们俩处于相同的境地，舍此别无它法。

　　行动之前，我考察了不少地点，在交通和隐蔽性上两相权衡，最后选中了最可行的一个。那是机场东侧的一段古城墙，封建、阒寂、很有神秘的色彩，过去和现在均是草木凄凄，上面的一片台地，是我小时候捉迷藏的好去处，正好可以避人耳目。我找了个四下无人的机会，将这个想法告诉陈琼，陈琼马上就同意了。

　　放学后，我们采取不同的路线到达接头地点。坐在古城墙的空地上，两个人都在发抖，很长一段时间说不出话(如果被人发现，就真的洗不清了)。还是陈琼先开的口，她的牙齿始终在打架，所以语音一颤一颤的，她告诉我，她也老早就想找我，之所以没有，是因为“一个女生怎么可以主动去约男生呢”。

　　我们始终想不出一个方法，所以，这样的接头此后只得继续进行。有一次，我突发奇想，对陈琼说：“要么你就真的去找一个男朋友，这样，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陈琼脸倏地红了，说：“要找你去找，不也一样？”

　　我说：“我可找不到。你那么漂亮，这个任务看来非你莫属呢。”

　　脸上挂着两朵红晕的陈琼确实非常漂亮，她说：“你想让我爸打死我吗？”

　　平心说，这个做法对陈琼来说毫无益处，只不过从一个困境中出来，进入另外一个困境。这是不公平的。

　　一周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手抄本一事成了公开的秘密。如果有几个同学聚在一起兴奋不己地交头接耳，肯定是在谈论这件事。这部手抄本以原始的口传方式开始辗转，虽然文学性会受到一定的损害，但显然比书写有更快的传播速度。上学时碰到老师，谁也不敢再说“老师，您早”，因为那个手抄本就是一篇名叫《老师，您早！》的讽刺小说，由四个本校初中毕业生集体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