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美国作家、《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彼得·海斯勒在自己第三本写中国的书里说，在中国有两个地方给他家的感觉。一个是三岔，北京北边一个村庄，另一个是涪陵，长江边上的小城。他把涪陵当作他在中国的“老家”。我把这本书带到悉尼，每天装在书包里，坐火车或者打工间歇就翻一翻，我喜欢他谈论中国的语气，也觉得他是少数几个不会对中国绝大多数农村人视而不见的记者，因为在悉尼的生活大抵如此。中国留学[微博]生悠游地生活在悉尼并且只待在市中心，而真正的悉尼却很难被阅读以及融入其中。
我在悉尼的第一个“家”是Kogarah区公立高中旁边一个五十岁上海男人买的二手红砖小房子。年久失修，栅栏裂开，窗户玻璃呈放射状向周围裂开，邮箱里面塞满了广告报纸，房子前面的草坪像是热带雨林到亚热带草原的过渡地带——野草以及不知名的昆虫肆虐，一看就是长期出租房间所以从不装修的人家。到悉尼的那天是中国的小年，他给我和另一个姑娘小瑜包了些饺子，端着自己那一份进了房间，看澳洲10频道热播的真人秀《减肥达人》。
之后的那两天，我和小瑜在烈日下把整个Kogarah区以及旁边的Rockdale区转了个遍。我们徒步穿过几乎被烤熟的柏油马路到达Kogarah Bay，在漫无尽头的上坡上气喘如牛。我在华人超市里急功近利地找店员练习英语，他们却无一例外跟我说广东话，懒洋洋地把5刀一大袋的旺旺仙贝以及2.75刀一盒的鸡仔饼装进塑胶袋里，而我真正想买的老干妈辣酱却贵的令人咂舌，一小瓶12刀；连续三次路过希腊移民[微博]开的水果摊，终于忍不住买了两个苹果，却发现水果便宜得离奇，几乎算白拿白吃；第二天晚上就有老鼠光临了我的书桌，黑暗中我看见它沿着电灯蓝色的电线慢慢悠悠上了桌子，钻进巧克力饼干袋子吃的津津有味，临走还撒了一地。半睡半醒熬过一夜后我立即起来找房东，却发现这个地方受欢迎的是老鼠，而不是我。
总之，待在悉尼的头一个月，所有事情似乎都和我之前的想象截然相反，就连同学也是。中国留学生基本都会提前上两个月的语言课(CET)再正式入学，而我当时卯足了劲要给父母省那三万块钱，雅思[微博]考了自己都难以相信的高分直接入学，却在第一堂课发现所有人都在亲密地打招呼，没人理我。因为大家都是在CET交朋友。我沮丧得动了回家的念头，但是后来才发现，悉尼当时向我展示出的真实一面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因为交不到中国朋友，我自然而然被几个缅甸人、越南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小团体吸收，组成了看似稳固实则脆弱的第三世界联盟，到现在我依然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我各种腔调的英语貌似都会了一点，但与此同时我在大陆学生圈子里显得非常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入有我因为自尊和莫名其妙的逞强不愿意加入其中的原因，也是他们把我看成只和外国人交流的势利小人的结果。对于后者我能理解，因为只和老外在一起厮混的中国留学生绝不占少数，可是过不了多久他们中大部分人都会发现，想和世界各国人民打成一片的难度会是始料未及的。事实证明，“文化差异”这个词的力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得多。不耗费数十年时间，互相理解和沟通永远是一个drama dilemma。
比如说，你可以跟泰国人和肯尼亚人在英语课上谈论电影，可以和英国人和美国人做研究课题讨论资本主义，你们甚至可以谈恋爱，但是somehow你们就是没办法“打成一片”。我指的打成一片，是三五知己，谈笑风生；是双方不带任何目的相处，比如聊天打牌做饭什么的，可惜这种默契在同民族之间想实施起来都很困难，更不用提在不同文化背景政治环境下成长的人。
在CET认识的中国留学生虽然迅速打成一片，但经过一轮交流试探后会继续分化成几个小圈子，有国内精英学生形成的高学历圈子，有富二代圈子，还有部级以上官员子女形成的更小的圈子。剩下的是一些在圈子与圈子的交集处打酱油的人，努力想要挣脱被排挤的命运。
我并非想完全避开他们的交友圈，只是预感这种圈子里人与人之间关系太复杂而不愿蹚浑水。智利诗人聂鲁达1949年被驱逐出国的时候写道，我承认我历经沧桑，我觉得这是一种太过于诗意的说法。身处异国，上帝在我们之间检阅的绝对不是这种诗意，而是这些年岁月聚垒的世故和冷漠。
身处国外本来就处在一种漂泊者的状态，无亲无故更让一些留学生毫无安全感。和我同一天报名的江西姑娘就在开学一个月之后回国了，连退学手续都没办。这样的例子在其他系也有，那时我一直想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说的话，“以后我会生活在许多人当中，但我始终是一个生活在自身中的人”，然后一直默背着这句话鼓励自己。
那个时候我最大的兴趣是看澳洲各类小报上的招工信息，从报纸上我知道了在悉尼修缮屋顶和下水道的工人时薪是200刀；修剪草坪一小时100刀，还包含休息的十分钟；华人餐馆永远最缺洗碗工当然薪水也是最低，连十刀都不到但是不查签证；留学中介在从各类大学里挖掘潜在移民对象，付不到八十万澳币就可以做技术移民。
当时这些杂七杂八、琐琐碎碎的信息让我踏实。因为悉尼这个城市在某些方面虽然很坚硬，但报纸上密密麻麻的招工求职信息让我似乎触碰到它的某些入口，让我不至于慌乱。就像很久之前有人告诉我，俄罗斯的味道是东正教+雨，最后中和为上帝，人们在雨里感觉到了俄罗斯完整的精神。对于我而言，悉尼的味道是烈日+报纸的油墨香气，我不知道别人靠什么来感知悉尼，对于我而言，必须抓住一些确凿可信的东西，才不会让我觉得自己在这里的生活其薄如纸。
我经常跟两个越南朋友Truong和Tran分享报纸招工信息。Truong的外婆是广西百色人，从小就会说一口广西味的中国话，父母在越南胡志明市开米粉店。Tran的粤语甚至比中文更加流利，因为在悉尼的越南人群体很少，所以她经常去中餐馆打工赚生活费，一个小时的报酬在八刀五十分上下浮动，而澳洲正规餐厅的最低时薪是十二刀。我作为中国人一直为存在这种黑心华人老板对她感到愧疚，但是她自己却并不在乎，经常开心地告诉我华人饭馆里的免费午餐都很丰盛，早就值回汗水。
我一开始在Truong介绍的Burwood街越南米粉店打工，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两个街区，就算是凌晨12点下工也不怕走夜路。但是那家米粉店的老板很快就招到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能一口气拎二十份米粉单手骑摩托车送外卖。体力实在是硬伤，所以我被辞退得心服口服。后来我鼓起勇气到悉尼大学附近Redfern的Three Bean咖啡店应聘兼职小时工，没想到老板问了我非常奇怪的问题，不是“你会不会打泡”以及“磨咖啡的火候”，而是——“你最喜欢的中国科学家是谁”。我在那一秒钟大脑转了几万下并且搜索到“陈景润”“华罗庚”等名词，在我犹豫“数学”算不算“科学”这个脑残问题的时候他笑着说，我就说嘛，中国是没有让人一下子就想到的科学家的。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种族歧视，但还是非常怂的留了下来，默默鼓励自己在全英文环境下我的语言水平一定会突飞猛进。在后来的三个月里，我每周一三五早上五点钟起来做这一天的早饭和午饭，然后赶七点多的火车去学校上Broadcasting jouenalism课，一节课是满满当当的三个小时。下了课我端着饭盒在学校餐厅里热一下，找一张空桌子飞快地扒完；如果餐厅人满为患，就只能在旁边教育学院的石墙边上靠着吃饭，因为老外的咖啡店是不允许员工在Staff Room吃饭的。上到六点钟就有人过来换班，我就可以回家了。
曾经在美国纽约待了七年的学者刘瑜在纽约做过促销、家教以及兼职的行政工作，她说，这些工作看上去像美女的背影，但做起来一个比一个难以忍受。她奉劝那些想用打工来锻炼身体、免费练英语、甚至是遇到白马王子的姑娘们赶快清醒，因为打工除了赚生活费这点儿好处之外，实在是在浪费生命。我不能完全同意她的观点，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她描述的这一切有百分之八十都是对的。
首先，就练英语这一点来说，华人餐馆基本可以pass掉，因为会广东话比会英语吃香一百倍，老外甚至会过来找你练中文；其次，老外的餐厅虽然薪水高，但是会遇到非常不人性的规定，比如不许在换班空挡吃饭，不允许随便和客人交谈，甚至不允许相互交流薪水和小费数额，美剧《破产姐妹》里的侍应生姐妹花完全是在电视机前误人子弟。再者，老板没有权利随随便便辞退你，你也没有权利随随便便走人，比起可以随时摔抹布走人的中餐馆，老外们实在是太过于讲究规矩和法律了。而能不能练英语也是见仁见智，虽然工作期间基本不会有除了点餐点咖啡之外的交流，但下班之后几个员工约出去一起去酒吧吐槽，老板是管不了的。可是胆小如我一样的留学生，超过晚上十点不回家、逗留在抢劫强奸肆虐的redfern土著人区简直是自寻死路。我被邀请过不少次，每一次都默默拒绝。
这么一看，要冒着被劫钱劫色的危险去赚生活费确实不怎么值得，但是我依然觉得一年打工经历比我之前二十四年学到的都要多。
我打工的Three Bean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规矩叫“100thcuprule”，每一天在那里点到第一百杯咖啡的人都是免费的。但是从我在那里工作的第一天起，这买第一百杯咖啡的人就没有免费过。因为Redfern街上有一些没有工作的土著流浪汉，从下午两点左右就坐在门口的咖啡桌上等待买第一百杯的人，然后让他们请他喝一杯咖啡。面试我的老板Vis并不想做慈善也不愿破坏规矩，所以他每天都请这些流浪汉喝咖啡，多的时候一次来过十几个人，把很小的门店挤得水泄不通。我一度怀疑这么下去这家店不出三个月就会亏本倒闭，但却越做名气越大，还上了Australian报City版的头条。那一年秋天悉尼区议员选举的时候，我看到Vis的大头照贴的满校园都是，他那标志性的笑容下面的标语是“Vote one whocan treat you like family”。
当然如果Vis在中国这么做，他的所有慷慨都会被当做动机不纯。但是我觉得在国外政治以及社会关系当中，动机恰恰是最不重要的。新南威尔士的省长简纳莉承诺提高贫困人群抚恤金水平而成功获选，悉尼市长克洛弗•穆尔在春节去唐人街拜票发红包，政治家难道不正应该是帮助了需要帮助的人才获得拥护的么？这个帮助是两百元抚恤金还是一杯咖啡，意义并无不同。悉尼是一个讲求实际但同时也温情脉脉的城市，所有的付出并不一定能收获，就像是Vis并没有成功当选区议员，但仍然在请流浪汉喝咖啡。
在Three Bean，我看过给自己的宠物狗点Cupcake的老太太，日复一日来宣传“拒食袋鼠肉”的环保主义者，以及一次不那么成功的求婚。小伙子让店员把一枚戒指放在烤薄饼里面，为了掩饰在薄饼上洒满冰淇淋和巧克力酱，结果不知道是因为戒指太小还是姑娘胃口太大，她她她…一口把戒指吞了进去直接被送到了医院。让我明白原来求婚最好不要搞太多惊喜，约会的时候也应该先把肚子填饱再说。
这些琐琐碎碎的瞬间谈不上有什么样的意义，也不会让我的人生得到多大进益，它们甚至完全算不上任何东西，但却用平庸的面貌保留了我的想象力。而我也逐渐明白，并不存在一种生活比另一种生活更浪费生命。因为我们人生的大部分岁月，也许既没有充分地体验自我，也没有充分地体验现实，而是一种混沌怯懦不去生活的状态。也有可能在选择了人生之后，落入一种顾此失彼瞻前顾后的生活。这不是去不去打工，进不进入一个小圈子，留不留下来能够概括的。我们所面对的根本问题是，是否恐惧和厌倦任何一种单一的生活体验。在这一点上，内在经验和外在经验是平等的。
在选择和被选择的生活中，我越来越适应这种类此漂泊的状态。在悉尼是漂泊，在北京同样是漂泊，每一次坐车往返北五环以及坐着运通112路公交车游荡在北京二环的心脏地带，都像是一次漫长的旅行。但我们可以自己做出选择，我们也拥有很多的自由，所以生活永远不会感到疲倦，最好的人生也永远是未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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