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节前，我踏上了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土地。堪培拉机场，从传送带取走行李箱后我忽然发觉，随身背的包不见了。机场警察霹雳啪啦地说着英语，带着含糊的鼻音难懂的口音，我尴尬紧张流了一身冷汗也没找到背包。

　　心沉到谷底——住的地方写在一张纸条上，现在纸条和背包一起丢了，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走！就在一筹莫展快要绝望的时刻，卡斯特夫妇像天使一样出现在面前，手里拿着

我的照片。我满怀感激。

　　我申请的是家庭旅馆，即“home hotel”，这意味着将要与一对跟父母差不多年纪的澳洲夫妇住在一起。卡斯特夫妇目光慈爱，有着近似东方人的棕色头发和黑色眼睛。他们和警察交涉一会儿，带我回到家里。

　　卡斯特夫人对我的照顾简直比我妈妈还无微不至。我吃不惯面包和黄油，受不了像兔子一样大嚼生菜。那天趁卡斯特夫妇不在家，我偷偷煮了些青菜豆腐吃，然后开窗通风将味道放出去。

　　下午卡斯特夫人回来后进厨房，不久便出来，用疑惑的眼神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晚上吃饭时，桌上出现了一盘炒得很糟糕的蒜苗和用一碗刚从微波炉里拿出来的热米饭。卡斯特夫妇家离有大米卖的超市很远，开车近三小时。望着他们专门为我准备的中餐，我庆幸自己找到了这样一个好家庭。

　　在语言学校，班上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地。我和上海男孩王维成了好友。我俩常常到同学家参加一些party。

　　刚到堪培拉时，卡斯特先生送了我一部移动电话。礼物贵重，我不太好接受又不好意思拒绝：“我每天只是从家到学校，不需要这个。”

　　“带在身上，我们找你时会很方便。”他坚持要我收下。从此我一直带着那手机。

　　和王维出去玩，电话成了身旁的“炸弹”——每当晚上十点，卡斯特夫人会准时打电话来娓娓催促：你该回家了。那天，我和新结识的女孩儿聊得正欢，忽然手机作响，我一看又是卡斯特家的号码，立即关机。

　　凌晨三点回到家，卡斯特夫妇房里的灯还亮着。难道是在监视我？

　　第二天吃早餐时我一直忐忑不安，生怕有“审问”。快要吃完时卡斯特先生随便地提了一句：“昨天怎么没打开电话？”

　　望着他父亲般温和期待的眼神，我第一次说了违心话：“电池没电了。”

　　第二天，卡斯特夫人竟送我一块电池，后来在我每次出门时她都提醒我给电话换电池。

　　没过多久是王维的生日party，大家喝了好多香槟。我有点醉，大眼睛的莫斯科女孩儿娜佳送我回家。进门后我冲到卫生间呕吐，出来时娜佳已经走了。第二天再见面，她不肯理我，好像生气了。

　　“问问你的房东，他们简直是变态，不让娜佳进门！”王维见我还蒙在鼓里，悄悄告诉我。

　　回家后我质问卡斯特夫人：“昨天为什么不让娜佳进门？”

　　“女孩子很危险，尤其堪培拉的外国女孩儿，翘课，性病，艾滋，贩毒……”

　　“It is none of your buiness！”我大吼，之后摔门而去。她忘记了，我其实也是个外国人。那是我第一次和他们发生正面冲突。扭头离开的一瞬间我看到卡斯特夫人伤心的眼神，心里被戳了一下，但愧疚很快被怒气冲散。

　　我在王维简陋的学生公寓住了几天，卡斯特先生打电话让我回家。

　　我想了想，觉得应该回到去向他们道个歉。这时王维的一个朋友来找他玩，聊了几句后这个朋友居然说曾和卡斯特夫妇做过邻居。“他们曾有个儿子，五年前在一场车祸中死掉了。”

　　我大吃一惊。更让人吃惊的还在后面，那人细细端详了我一分钟，忽然用不可思议地语气说道：“天啊，你长得太像他们的儿子了。”

　　我不寒而栗。隐约想起每次洗澡时浴室钥匙孔似乎总是有一双向内窥探的眼睛，还有卡斯特夫人，不论我把脏内衣内裤藏在哪里，都能被她找到——她总是不顾我的反对执意帮我洗……

　　我必须搬离卡斯特家了——说不定他们有心理疾病。事不宜迟！

　　几乎花尽全部生活费，总算找一处房子，价格比home hotel贵很多，我只好周末到一家中餐馆洗碗补贴生活。新房子很潮湿，天花板漏水，没有暖气，喝热水需要用电磁壶烧，洗澡要穿过两条街去公共浴池……然而我独立了，“I am free”。

　　搬出卡斯特夫妇家后一个月，我去打工的路上淋了场大雨，穿着湿衣服洗一晚上盘子，回家后头疼欲裂，病倒了。一个星期高烧不退，我躺在新公寓的老式木床上望着天花板上一块块越来越大的水渍，欲哭无泪。

　　这样躺了几天，那天勉强可以起身出门拿报纸，门口有个大篮子，篮子里装着新鲜的水果和蔬菜，面粉，鸡蛋，大米，牛奶和橙汁，还有卡斯特夫人拿手的西班牙风味曲奇饼。我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鼻子酸酸的，这些我曾经多么熟悉却从来没有珍惜的关怀现在看来是如此珍贵。

　　病好后，我坐了一个小时大巴去看望卡斯特夫妇，房门打开的那一瞬，他们先是一愣，接着笑了起来。卡斯特先生把手放在我的肩上，眼中满是心疼。我脑中想的是，他们是真正关心我、爱着我的人！我紧紧地抱住了卡斯特夫妇。

　　现在的我仍住在自己简陋的公寓里，每个周末回“家”去陪卡斯特夫妇。我会在天气晴朗的下午同卡斯特先生一道修剪他家院子里的草坪，或者陪卡斯特夫人去广场喂鸽子。

　　有一天我们开车去超市购物，收音机里播着一档叫《澳大利亚之声》的节目，放的竟是小时候看的一部肥皂剧的主题曲《Growing Pain》，那部肥皂剧的名字叫《成长的烦恼》。我忽然发现在堪培拉的这一年，自己在慢慢长大，我已经懂得了，怎样接受并且回应别人对自己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