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中国著名大学的校长，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纷纷抱怨自己工作太累，事务性的工作太多(据《新京报》8月9日报道)。

　　北大校长许智宏说，中国大学校长“什么事都要管”，他认为这样“分散了我们很多精力”；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说，中国大学校长要管学生生活、学生住宿、学生食堂、教师住房、教职员工子女入托，这些“还必须得管”，不然可能就会出现不利于学校发展的事件；南京师范大学校长宋永忠戏称，“除了火葬场，什么都要管。”在这届校长论坛上，有许多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的校长应邀而来，我们看到国外大学校长的身份都很单纯，校长就是校长。而我们的大学校长们的身份就复杂多了，例如上面抱怨工作太累的几位著名校长，他们同时还是教授、博导、院士，在政府的行政编制序列里又是正地级、副省级、正部级的官员，几种身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想不累都难。

　　我们不知道这些校长最擅长担任什么角色，但我们知道身份的多样、行政级别的优越，说明这些校长的担子重、责任大。既然，各位校长都享有着一定的行政级别的待遇，属于行政官员，那么，为民服务就是当官者的本职，对本职工作何苦要抱怨多多。如果，当校长不能为教职工服务、为学生服务，那么凭什么要行使行政权力、享受行政待遇。从这一点来讲，这些校长的抱怨毫无道理。

　　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Ｆ·理查德说，她最主要的工作是筹集资金和引进高层次人才，主要负责学校的战略制定。

　　那么和剑桥的校长比，中国的校长能有多少精力放在筹集资金、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战略制定上？为什么中国的校长就不能单纯一点，卸掉学术科研的担子，别再追求这个级别那个级别的行政待遇，专心地当好校长呢？如果哪位国内大学的校长公开表示，自己不要行政级别，不争院士的头衔，就专心搞学校建设，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大学才真的有希望。(甘肃康劲)

　　作者：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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