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努力，1999年金芊终于考上了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考上大学的只占报考人数的10%。“进大学后，我有了好心情，但在学校每天都很紧张，学校实行淘汰制，每学期都有很多学生被淘汰，如我们当年考上了900人，一年下来就剩400人了。大二根据成绩分专业，我学的是最好的通讯专业，而且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再过一年我就毕业了，毕业后会拿到‘绿卡’，由于我享受了政府的助学金，因此至少要在新加坡工作3年。”金芊对前途充满信心。

　　于苗刚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时，看到每一门课的教学大纲那名目繁多的内容，就感到发怵。尤其是媒体与法律这门课，讲的是美国涉及新闻领域的相关法律，其中渗透了美国人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是她闻所未闻的。教这门课的教授是一位职业律师，每节课都讲很多内容，什么宪法第一修正案、诽谤罪、著作权法等等，听起来既陌生又枯燥。班上的另一个中国学生不堪忍受这种折磨退课了，她则硬着头皮坚持着。

　　“尽管在国内大学我是班上最好的学生，可我觉得和一班美国同学相比，肯定起点是不一样的。期中考试前我如临大敌，复习笔记写满十多页纸的正反面，还背了好多案例。考试后宣布成绩时，教授说大家考得不好，平均成绩是C。同学们都灰着脸听着。教授检讨了可能是考题太难后，接着说，不过咱们班有一个同学答得非常出色。考卷发下来了，我竟然得了100分。下课后教授对我说，她真的很惊讶，对于一个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她既感动又有几分崇敬。她问我，你一定是经过非常刻苦努力的复习吧？我说，我几乎把课本重抄了一遍。教授听得目瞪口呆。

　　“期末考试为了写结业论文，我把图书馆翻了个底儿掉，然后就等着讲演。我准备了好多小卡片，甚至在公共汽车上逮着一个不认识的美国人，就问人家某个词的正确发音是什么？讲演那天我要求第一个上讲台，我谈到中国媒体许多有趣的故事，又提到相关美国法律和一些案例，最后进行二者的分析比较。10分钟的讲演我洋洋洒洒讲了近20分钟。结束时，教授和同学们都热烈地给我鼓掌，教授赞叹道‘太漂亮了！’接着她又问谁下一个说，全班竟没人举手，有个女生说‘我可不想跟在她后面当下一个’。”

　　在美国结束一学期的学习后，于苗的每门课都拿了A。

　　翟硕到苏格兰特尔福德学院后，感到最困难的就是语言障碍。他说：“同学来自法国、智利、新西兰、土耳其等国家，彼此的语言对方都听不懂，根本无法交流。因语言不通，刚去时我在学校连教室都找不着，头两个星期上课，什么都听不懂，像在国内看没翻译过来的进口原版大片似的，老师让干嘛不知道，留什么作业也不知道。当时我感到特别痛苦，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出国。”

　　不过，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爸爸一定让他出国留学，说对前途有好处。虽然爸爸有自己的公司，但他在出国前发现，为了支付昂贵的学费，爸爸妈妈开始省吃俭用了。爸爸以前都是“打的”上班，后改坐公共汽车了。妈妈身体不好，以前每两周去医院做例行检查，现也很少去了。

　　“我除了上课就是玩儿命地背单词，英国的教学方式和国内迥然不同，不像中国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为让学生掌握交流的技能，每天下午的课都是和导师面对面地聊天，家长里短什么都聊。一个月后，我上课能听个八九不离十了，在国内天天上英语强化班也达不到这水平。后来我又去打工，打工也是为了融入英国社会练口语。几个月下来，我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如今和老外用英语交流没问题了。”翟硕的目标是苏格兰最好的爱丁堡大学，他想学商务信息专业。他说：“本科毕业后我还想继续读研，当然，我会继续打工挣学费，减轻父母的负担。”

　　徐腾腾对加拿大的学校很不满，一去就惦记着尽快离开，这就促使他给自己定了个必须在一年内考上加拿大大学的目标。但这目标对没上过高中的他来说谈何容易？

　　“我这一年实在太苦了，一般每天夜里两点睡觉，早晨七点起床，有时困得不行，但一想到国内的同学正在准备高考，肯定比我苦100倍，就打起精神再学两小时。数学是我最吃力的课，尤其是微积分，我从来没学过。但老师以为我们都会，因为同学们最起码也是高中毕业，有些甚至在国内上过大学，因此教学进度很快。这可苦了我，我只好在放学后玩命地做题，拿出在国内对付‘题海战术’的功夫，一做就是三四个小时。我告诫自己，必须保证数学考试及格，如不及格重修的话，要多花1200加币(约6000元人民币)，我绝不能因为我没努力，让妈妈多掏一分钱。这就是我当时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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