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的老师和同学们眼中，邓中翰是个很传统的中国人，平时谦逊有礼， 搞起科研来忘我的投入，学跨文理工，颇有上个世纪中国“五四运动”前后老一代学者的风范；而美国的风险投资家和硅谷的创业精英们又觉得邓中翰是中国新一代创业者的代表，学识渊博，思路独特又有敏感的商业神经；回国创业，国际芯片业的巨头们对邓中翰更是充满了敬意和惊奇：这个中国人凭什么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创造出“中国芯”的传奇呢？

　　在中国科技大学，邓中翰找到了学术创新的基因

　　在进入中国科技大学读书以前，邓中翰是南京一个精力旺盛，能玩会学的普通少年，但他特别敬重学习上的强手，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大学，每每踏进一新的学习环境他都会不自觉地生出强烈的紧迫感，一定要从后往前赶，报考当时录取

　　今天邓中翰回忆起来那里的“科研”都是一些对细节问题的个人理解，但重要的是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肯定，教授们给了他继续探索与发现的机会。带着一种感恩的心情邓中翰缩短了寒假回家的时间，回到学校一门心思啃英文文献，寻找科研项目的线索与重点。1个月后，邓中翰不知道黄培华教授有没有听懂自己对所学文献天马行空般的解构与分析，但在讲述的过程中，他突然发现了一个的确可以成为课题的学术问题。黄培华微笑着听完了邓中翰的“读书报告”，把他介绍给了学校最先进的结构成分分析国家测试中心的两位教授。大二的学生终于在中科大唯一有空调的实验室里有了自己的临时办公桌，很自然地，那个的暑假邓中翰没有回家。从此那个小学中学爱玩的“孩子头”不见了，邓中翰以全新的风格出现在同学和老师中间。无论是面对牛气的师哥师姐还是低调随和的教授，他把感激都变成了倾听与回报。黄教授家里没有男孩，从事放射性科研的黄师母又病休在家，邓中翰就承包了导师家里的体力活，老师家里没电话，他就养成了时不时到老师家里找事做的习惯。在科研上，有了实验室的支持，他解决了自己无数的问题，但始终又有新的问题产生，但此时的邓中翰已经养成了从最简单分子做起解决问题的心态，同时有了研发的目标，邓中翰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中，对于导师的方向性指导和学长们意见建议他总是特别敏感，同时也感到越是复杂的问题就越需要团队的共同努力甚至是几代人的不懈追求。

　　用怀疑的态度和实验的方法读书，这条路最终让邓中翰走通了，大学三四年级时，他分别在国际应用核物理学杂志及中国科学通报上发表3篇相关文章，并获得了共青团中央及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这让他对学习和科研自发的兴趣有了一个突变，“挑战杯的奖让我意识到国家对知识创新的肯定，感到有千千万万同学在看着我的一言一行，你会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有一种使命感”。1992年他大学毕业时，他的导师黄培华教授、学校的王水院士和钱宁照院士分别给美国伯克利大学写了推荐信。

　　从课堂上的置疑开始，在老师和学长们引导和协作中完成课题实证研究，对新的学术突破口的不懈寻找，在中国科技大学，邓中翰找到了学术创新的基因。

　　从伯克利到硅谷，始终揣着对祖国的惦念

　　在伯克利的学习生涯中，邓中翰几乎没有一点时间娱乐，一排排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画像如巨星高悬在回廊里，让邓中翰每每经过时都不由得加快了脚步。从相对论到量子力学，把这些物理学中最难啃的功课都摆平了之后，邓中翰突然对计算机产生了浓厚兴趣。软磨硬泡，他转攻电子工程。学习学习再学习，当时邓中翰脑子里只有技术。他甚至很少看报纸和电视。政治、经济、社会的种种热闹，离他都十分遥远。直到1995年的某一天，他随导师到日本参加学术会议，因为护照问题滞留在那里。“那是真正清闲的一个星期。漫步在都市街头，人群熙来攘往。我问自己，他们在忙什么？肯定不是技术。可除了技术之外，又有什么值得如此劳碌奔波呢？”从星空回望人间，邓中翰第一次思考和接触另一种此前从未重视过的世界观。邓中翰总是专注于自己面前每一个新的问题和问题的解决，由于他从来不受课本框架的限制，邓中翰视野又电子工程学扩展到了经济学的范畴，对别人来说是三种横跨理、工、商的学科，但在他眼里，却有一些共同的数学、物理学公式在其间搭起桥梁，更重要的是，所有学科的学习并没有超越在国内形成的学习模式。由于有了国际一流导师的指导和良好的实验条件，他唯一的改变就是对时间抓得更紧了。同时多学科的知识背景使他的使命感逐渐有了明确具体的指向。他意识到核心技术服务于核心产业时，所产生的竞争力无论对一个企业是举足轻重的。到1997年，邓中翰在伯克利拿到了物理学硕士、电子工程博士和经济学硕士3项学位，成为该校成立130多年来第一个横跨理、工、商三科的学生。

　　在同一年，邓中翰一边求学一边加入了IBM公司进行实践工作。邓中翰每在一个地方，便成这个地方的焦点人物，不管在伯克利，还是IBM和后面加入的SUN公司，他都做到极至，作为IBM的高级研究员负责超大规模CMOS集成电路设计研究，邓中翰申请了多项发明专利，获得过“IBM发明创造奖"。

　　“真诚待人，认真做事”是邓中翰从导师田常霖那里得来的座右铭。真诚和认真，使得他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大批海归精英，来自朗讯贝尔实验室的张辉，来自惠普的杨晓东......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组成了后来企业的核心领导团队。而邓中翰总是十分谦和有礼，他说自己没办法不谦虚，在伯克利有那么多大师，在硅谷有那么多优秀企业，而许多优秀企业的创立者都是伯克利的校友。在如此多的人类精英面前，在比较中，自己凭什么骄傲？确立了目标就专注地执行，邓中翰以自己的专利技术为基础，在硅谷创立集成电路公司PIXIM.INC，市值很快达到1.5亿美元。邓中翰曾经说过，“我们的团队都是‘海归’，对为什么回国创业私下里我们发现至少有三点是共识，首先是爱国，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唱高调，那我劝劝他出国走一趟，最好是到美国，只有到了外国，你才能知道什么是‘中国心’；其次是事业心，我和我的伙伴们都是有‘野心’的，不甘心在硅谷，在别人的地盘干一辈子；还有一点可能就是我们技术工作人员的‘老毛病’了，追求将一流的技术转化为一流的生产力，自己创业，做自己的技术，做自己的企业是最直截了当也最有挑战性的工作”。

　　对师长的尊重也为他迎来了更大的机遇。邓中翰的导师伯克利分校的副校长田常霖是美国的两院院士，他把邓中翰的努力看在眼里，把他推荐给了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伯克利做过访问学者的周光召慧眼识珠，把邓中翰推荐给当时的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曲维枝，后者正主持振兴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课题。在硅谷的一席长谈，让曲维枝对邓中翰的能力和见识十分欣赏。1998年底，在信息产业部、国家发计委、科技部、中国科协、北京市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星光中国芯工程正式启动。60年前，美国实施曼哈顿计划，领导者是伯克利大学的物理系主任奥本海默。40多年前，中国研制两弹一星，周光召是攻关团队的核心成员。今天，星光中国芯工程的重担落到邓中翰这批年轻人的肩上。历史的机缘和时代的责任，把两代人的心贴在了一起。邓中翰平均每个月要与周光召见好几次面。“他是那种很有战略眼光的人，他支持星光中国芯工程，完全着眼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发展。听他讲以前的故事，你不会再为眼前的困难叫苦，对人生的目标和价值都有一个全新理解。”1999年9月底，邓中翰受国务院之邀回国参加建国50周年国庆观礼。当时的邓中翰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为李岚清等中央负责科技工作的领导讲述了硅谷及国际IT界的现状和前景。其间，邓中翰与各级领导进行了广泛的交流，祖国的巨大变化和勃勃生机强烈地吸引着他，党和各级政府的爱才、惜才之心深深地打动着他。

　　就是在这一次庆典上，邓中翰下了回国创业的决心，“那个念头来得如此迅猛和强烈，让人难以招架，渴求得让人心悸，现在好像没有机会去体味那种激情了，有点怀念”。邓中翰说。邓中翰萌生了成立一家中国本土芯片设计公司的设想。在信息产业部和各级相关领导的支持下，1999年10月，邓中翰与来自朗讯贝尔实验室的张辉、惠普的杨晓东等人放弃了在美国的事业与成就归国，借鉴硅谷模式成立了中星微电子公司。

　　瞄准国际市场，“专注”成就“中国芯”

　　对于在国内的创业可能面临的困难，邓中翰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面对手中拥有国家信息产业部电子发展基金出资的创业启动资金上千万元，面对恩师田长霖教授等给予的资金，邓中翰和团队坚持“把钢用在刀刃上”。为中星微选址的时候，邓中翰在沈阳、上海和北京举棋不定，内心也很矛盾，但他一直努力，并取得各级领导的支持。最终由于北京市政府积极支持“星光中国芯工程”，立项、注册、办照、招聘人员，各种手续一路绿灯，中星微电子顺利落户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海淀区北土城西路103号成了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最初的创业总部。随着事业的展开，公司将总部设在北京，研发中心分布在北京、上海、硅谷等地，深圳负责市场。地点定下来，办公室就因陋就简，有的甚至是用库房改造而成的。条件简陋，对工作的要求却丝毫没有降低，中星微一开始就是国际化公司，市场、技术、人才与管理都是国际化的，将中星微纳入世界产业链，并力争上游。而且邓中翰借鉴微软的做法，从世界市场空白点着手进行公司主要产品的战略布局。于是，他将中星微切入市场的点定位为：以CMOS数码技术为依托，研发百万门级超大规模专用数码摄像处理芯片，因为这种芯片的应用领域涉及个人消费的数码相机，工业上的质量检测、生产监控，天文器械、医疗设备，还可应用在交通、银行、视觉玩具、通讯等方面，市场容量大。最主要的，邓中翰看到了未来通讯、家电和CPU的合流趋势，数码摄像处理芯片的市场更加广阔。占据了数码摄像处理芯片的市场高点，就有可能占据产业链的高端。中国的芯片产业就会在同世界的互动中壮大起来。

　　而在公司内几乎没有人称邓中翰“邓总”，而总是把他称为“邓博士”，他既是“星光中国芯工程”的总指挥，又是研究员、设计师，身兼数职。员工对他的评价是，既掌握全局，也关注细节，对此，他团队中的张辉、杨晓东等深有体会。据说，当年他们30岁生日，都是邓中翰为他们在美国过的。如果说邓中翰不经他们自己提醒就记住了朋友们的生日，说明他有心，说明他注意人缘。如果，这些朋友们将自己的生日在最好的日子告诉给邓中翰，也说明邓中翰的人缘。总之，在邓中翰的时间如此“拮据”的伯克利时代，邓中翰所组织的生日Party，其含金量毋庸置疑。随着企业在业界声誉日隆，更有很多有志创业的青年才俊慕名而来，想发现邓中翰和“中星微电子”这个金字品牌内在的力量。而他们最直接的感受，往往是在办公会上，邓中翰可以随口说出一个个工程师最近的工作量，那份细致让人既感动又惊讶。他非常独立却能够了解他人，当别人还不知道自己行的时候，他已经把那个人“举到”一个最适合他的岗位上去了。知人善任，邓中翰用他的领导艺术和人格魅力赢得团队的信任和拥戴。当有的合作者无法适应这里的节奏和观念时，邓中翰又表现出宽容和果断，“让他另外选择舞台吧，也许他在别处有更好的发展。” 谈到中星微团队，邓中翰每每如数家珍：副总指挥张辉博士对多媒体数据驱动平行计算技术和超低功耗振幅电路的贡献，副总指挥杨晓东对深亚微米超大规模芯片设计的贡献，副总指挥金兆玮对单晶成像嵌入系统的贡献，副总指挥张韵东参与高品质图像处理的研发，还有芯片设计总监朱军、首席图像科学家俞青也各有建树。从中不难看出邓中翰对同伴的贡献一直铭记在心，整个中星微公司就是在这样一种融洽的氛围中向高科技的制高点发起冲击。

　　团队的高度凝聚力为企业奠定了高速成长的基石，在合力攻关最紧张的阶段，废寝忘食是“家常便饭”，制定目标、研究方案、策划实施……常常使公司的核心层工作夜以继日。2001年3月11日，北京一个早春的星期天，中国信息产业的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邓中翰和伙伴们奋斗一年多了，这一天委托加工的第一款芯片将从首都机场接回。没有人刻意通知，但所有参加实验的人都早早来到公司等着。晚上23时多，当这款芯片成功地从实验设备中清晰地展现出数据图像时，整个实验室沸腾了！“我们成功了！”尽管这是预料中的结果，但当它真的来临时仍是这般令人激动。邓中翰和伙伴们欢呼雀跃，“咱们大家干一杯吧！”不知是谁提议，立即获得大家响应，没有酒，大家就把水杯、茶杯、一次性纸杯，甚至矿泉水瓶子一同举起，“干！”喝过多少次酒，这一次没有酒的干杯最让这些年轻人陶醉！

　　接下来是一连串的突破，2001年3月，“星光一号”作为第一枚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数字多媒体芯片成功实现产业化，并打入国际市场，为三星、飞利浦等国际知名品牌视频摄像头采用。到2002年底，在国内外市场的销售量突破百万枚，“中国芯”实现走向世界；2002年4月，“星光二号”问世，实现声像同步，进入了可视通信应用领域，在抗“非典”期间，这套可视通信系统曾被用于小汤山医院救护工作。一个月后，集拍摄、二维及三维图形、智能图像处理为一体的“星光三号”开发成功，并迅速被日本富士通用于全球第一个手机控制机器人的眼睛图像采集处理。同年年底，研发成功的“星光四号”拓展到移动通讯系统，其低功耗、高画质、支持多种手机接口的特性，被国内外多种知名品牌手机相中，波导推出的我国第一款自主设计的具有核心芯片技术的彩信手机就是“星光中国芯”在支持。“星光中国芯”为进一步带动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彩信手机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核心作用。而到2003年6月，“星光五号”更完美地实现了与手机、移动存储和数码相机的有机结合，称得上是一颗集大成于一身的功能强大的数字多媒体芯片，并成为中国电信指定的惟一标准芯片方案。现在许多年轻人喜欢的手机彩信、和弦铃声，都是“中国芯”众多功能之一。2004年，针对移动多媒体应用领域的“星光奥运计划”的第一代产品——“星光移动一号”畅销海内外，“星光中国芯”已经被三星、飞利浦、惠普、富士通、联想、波导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大批量采用，覆盖了欧美日韩等16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占领了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市场世界第一的市场份额，占有率达60%以上。邓中翰和他的团队将“星光中国芯”第一个打入国际市场，实现了几代中国集成电路工作者的梦想，是

　　总结成功的经验，邓中翰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追求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一个团队技术再先进、再有爱国热情，如果没有坚定的国家意志作支撑，缺乏有利的政策环境，也很难成就大业。两弹一星如此，星光中国芯工程也是如此。”“不过两者间也有区别。作为一项产业计划，星光中国芯工程不可能由政府部门来具体实施，包销产品。”在邓中翰看来，仅仅依靠行政命令和技术实力孤立地发展一项商业产品，“那样做必死无疑。”

　　“微软、思科、惠普、联想，它们的市场体系多健全，销售力量多强大，资金实力多雄厚，把你有特色的产品捆绑在它们隆隆向前的战车上，换回来的是千金难买的时间。”作为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家咨询委员会的副主任，邓中翰也经常提醒同行，“我们以前一提硅谷，总是说上市、期权，其实那只是对硅谷非常浅层次的了解。融入整个产业的生态链当中，挣自己最擅长挣的那部分钱，这才是硅谷模式的精髓。”同时，国内目前最大的机遇在于开放的市场环境和积极的政策环境相结合，这给了创业者一双强有力的翅膀，“你可以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抓紧每一分钟，抓住每一次机遇在国际产业链中充分拓展自己的空间，而又没有其它事业发展不相干的任何负担”。这大概就是今天

　　有了环境和事业的基础，邓中翰坦言他对未来的设想：“瞄准市场空白而不是填补技术空白，把数字多媒体芯片核心技术推向整个行业，让‘中国创造’真正走向世界，将是‘中国芯’的最大特色。”(文/骆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