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吴老师,我也想回国来着,可是没有合适的国内企业接受我,而且他们所需要的技能跟我在这里所学的格格不入。
吴:是不是你自己的定位太高了?
严:也许吧。在英国的企业里,我会拥有一个较为公平的晋升环境,虽然不能指望做到什么高层,但是慢慢的还是可以熬成个中层管理的。国内的企业,就怕某位领导想,什么?牛津大学的,比我还牛,不行,不行,这个不行,不能安排他实际的工作,否则还不连我也不放在眼里。而且,我说的那套也确实无用武之地。
吴:这样吧。我介绍几个国内的企业家给你吧,我帮你引荐一下。如果你真的有心在国内发展的话,这些人还是对你很有帮助的。
严:真的?
吴:首先你的确是个优秀的人才,只是欠缺机遇和推荐,来之前也确实有几个朋友向我表示过,想招揽一些有作为的海归人才,朋友嘛,能做得我一定尽力去做。引荐一下,不是什么大事。问题的关键是,我确实觉得你是个他们想要找的人才,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自己觉得只是个举手之劳,无心之举却把她弄得特别激动和略带惆怅。惆怅是因为人情关系是国内的一个不争的事实,像他们这样靠着自己的一直努力才能拿到世界顶尖学府的文凭,但是拿到文凭之后呢,因为“无情关系”让十几年的所学付诸东流,太可惜了。举贤没有必要避亲,如果亲朋好友果真是有识之士,那么举荐是理所应当的,同样,即使不是亲朋好友,如果确有才智,给机会更是必须的,也只有这样,才能让社会的大环境越来越好。
人力资源,把人的成本也规划到生产资料的一类,和化学的材料在一起化成等号,我不这么看。人是复杂的生物,是富有情感的。比如民国初年的时候,很多中国的民营企业,兵荒马乱的,明明已经在赔钱了,可是经营者还是苦苦的支撑着,自己家里头变卖家产也要支撑着,为什么?因为这不光是一个企业,更是十几个人,十几个家庭赖以吃饭的家伙。也只有富有人情味儿的企业能走得长,走得远。比如荣式家族,比如同仁堂,比如很多个普通街市陋巷的掌柜的,那时候不裁员就等于救命。
通常的商学院管理教材上,就是把人当作“人力资源”的,我读到过很多案例,有些企业家要求被投行收购后,投资银行承诺不裁员;但是很多投资银行的惯常做法接手一个企业后,用刀切了,分别变卖,以求利润最大化。裁员,似乎是必行之计,特别是当面对那些濒临倒闭的企业,裁员是缩减成本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
《定位》的作者克特劳特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如果他早知道中国千年前就有《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他决不会写一本《定位》出来丢人现眼,他认为那里面已经把所有商业的理论最好的诠释出来了。作者是在自谦。但是我们也不难从他的话中窥见一些端倪。
英美商学院的教材上教导我们世界现今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之道,而视乎中国本土的特有国情,不能照搬个中种种,特别是你面对的对象是中国人民。与其改变普通人民,倒不如改变自身,我不反对一个有人情味儿的商业社会,如果中国商业社会的管理层都是些怀有爱国热情,富有爱心,胸襟开阔的有识之士那是我们大家乐于见到的。当然了,我也不会天真的奢望全都是这样,就下我前面提到的阴阳共存的关系一样,只要“正义的”一方人士稍多就足矣了,把中国的人情关系更多的诠释出“人情味儿”的意思。
和这些同学们聊天,涉及的领域很广泛,给我的大体印象是,第一这些同学们虽然也毫不讳言的表示对财富的渴求,但相比第一波出国潮的盲目逐金,眼前的这些同学们显得更为理性。第二不愿回国的原因,大多不是因为没有本专业发展的余地,或是国内待遇太过低廉,相反很多的同学向我表示即使是待遇低,也愿意回到祖国去做贡献,而是没有办法融入的问题,交流的朋友少了,家人也开始不理解他们的一些想法做法,说到底缺乏一个情感归属。第三,对融入大的社会环境存在畏惧心理,希望社会能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国内有种误区觉得,海归们仰仗自己的洋学历会“目无尊长”,相反我觉得相比国内的很多同龄人,这些孩子身上更多的显像了英伦绅士的谦和之风,难怪我有朋友说,从英国留过学的人,一眼就能被人认出来,和其他的海归不一样,更具有儒雅的风范。
审视中国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中国第一条铁路是留学生回来设计的,第一颗原子弹是留学生回来研制的,近百年来中国每一次经济上政治上的重大变化和进步,在某种意义上都或多或少跟留学生有关。随着对国内环境的逐步深入了解,我和海外的朋友们深深体会到大家应该展开合作,聚集资源,建立更大的团体发展,融入到整个国家的发展大势中去,从而在国际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证明自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