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后，婚礼中的小憩

晚年相濡以沫

　　缘分

　　相遇时，他们正值豆蔻年华。她从北京来到杭州，在这里，她成了他的老师。不可不信缘……

　　“新婚”后的老两口，眼下居住在厦门袁迪宝家中。海边的城市，11月的风有些凉了，在李丹妮 “冷不冷”的连声询问中，袁迪宝又找出一件鲜亮的黄色夹克披上，他笑着说：“打扮漂亮些。”要礼待来访的记者们。

　　不论谁见到李丹妮年轻时的照片，都会惊叹于她的清纯和美丽。她将如此葱绿韶华，终身托付给了一个人。

　　2007年，丹妮八十岁生日的那年，法国里昂中法事务协会为了表彰她对中法文化交流的特殊贡献，专门为她出版了一本传记：《混血儿——一个介于中国和法国之间的女人的经历》。封面是林风眠先生的一幅水墨画。一只黑色的大雁孤独地逆风奋飞。

　　丹妮说：“你看云都是相反的，逆风、逆水，什么东西都是相反的，我这一辈子都是这样。”好在到了晚年，她可以为这本书续写最“顺心”的一段。

　　丹妮的父亲李树化 ，是祖籍广东梅县的泰国华侨。童蒙时期，李树化就返回祖国接受教育，在梅州中学读书期间，与同校学习的林风眠先生结为好友。辛亥革命之后，林风眠组织了130位梅州青年出去看世界，李树化瞒着家人偷偷跑出来，随着同乡结伴远渡重洋，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 。

　　丹妮说：“林风眠先生学画画，我父亲去念里昂国立音乐学院，他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1926年，李树化娶了一位法国女子为妻，同年一起回到北京，任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主任，与林风眠共事。1927年5月24日，李树化的独女在北京出生，起名李尘生，法国名字叫丹妮。后来，李树化又带上全家随林风眠搬到杭州，继续在西湖艺专音乐系任教。

　　1973年9月，身在法国里昂的李丹妮，曾经将袁迪宝陆续写给她的一大批信件打包，在封面上手书一行字：“我是不会有勇气有一天重新再看一遍这些没有为我实现的一些幸福。”当时她绝对想不到，某一天这些信件还能和自己一起，回到寄信人袁迪宝的身边。

　　1953年9月，福建上杭人袁迪宝进入浙江医学院学习，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公共卫生学科的大学生。他的俄文老师，就是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外文系精通英、法、俄、德和中文的李丹妮。这位漂亮的混血儿，比袁迪宝大一岁。两人都有一双明亮聪颖的大眼睛，一见面，就彼此印上了友善和默契。

　　李丹妮记得很清楚：“那是我这辈子当老师人数最多的一个班，120人！”身为班长和俄文课代表的袁迪宝，每次俄语考试都是满分。他的勤奋和优秀给丹妮印象深刻，而丹妮老师的专业精神也令他感佩不已。

　　丹妮说：“我们接触得很多了，无意中我常找他，我想当时是我比较主动吧。”迪宝则回忆：“我们宗教信仰相同。再加上她经常给我拿字典、借参考书给我，甚至还有生活用品……毛衣之类，她也织过给我，白色的羊毛衣。我是很感动啊，那个时候我们可是穷孩子。”听到这里，丹妮有点不好意思了，低下了头。

　　不过她还是承认：“当时我们已经有一个什么感觉呢？我们两个很像，我们是一个人。”

　　命运

　　西湖边的爱恋，似乎从来都带着一种破碎的美感，完整的爱情，也许本就是不完整的……

　　从1946年初秋到1956年夏，从求学到执教，李丹妮在大学园区整整待了十一个年头。她与当时同龄女孩不同，除了混血儿的容貌，还有春夏秋冬都穿旗袍的习惯。

　　丹妮爱美，而且个性独立。“当时人家批评我爱穿旗袍，我说至少从背影看我是女孩子吧？为什么让女人变得难看，女人打扮对国家有什么坏处？”今天说到这些，还能够感觉到老人家的不忿。

　　丹妮身材娇小，可个性很倔强，认准了理就不会轻易屈服。有个例子：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中国各地都隆重悼念。在浙江医学院举行的纪念活动，大家也都自觉戴上了黑纱，可是丹妮说：“我为什么要戴？我家里没有死人。”活动过程中，要多次举起手来喊口号，她感觉烦了，有同学怕她惹祸，拽着她的手举起来。“我总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父亲说我们这家是‘君子不党’嘛。但后来我也慢慢顺从了，别人老看着你。”

　　厦门美丽的环岛路上，老两口相携散步，在海风中唱起当年的歌，美国电影《翠堤春晓》的插曲《当我们还年轻》：“当我们还年轻／在美妙的五月早晨／你曾说你爱我／当我们还年轻。”55年前在杭州，那些相恋的日子，为他们见证的也有一汪清澈的水域。

　　丹妮说，我们常常去散步，在西湖边，从断桥走白堤，一直到平湖秋月，义庄，孤山，从里湖回来，这是一个小圈子。要么就到宝石山，在上面坐很久，一定要从后山下去回家……迪宝记得，“两人坐在保俶塔下面，谈天，谈恋爱。一个钟头左右，才慢慢跑回来，送她回家我自己再回学校自修，这个活动持续了一两年。”

　　1955年8月初，因为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迪宝所在的浙江医学院卫生系要并入成都华西医学院。临走前，丹妮隐约看出了袁迪宝有心事。

　　丹妮说：“那时我已经有一点预感，他有事不敢跟我说，也怕我难过，肯定是这样的。”花港观鱼的池塘里浮沉着七彩鱼群，坐在芙蓉花树下，迪宝忧郁地讲出了心事：原来在上大学离开家之前不到两个星期，迫于姐姐的压力，迪宝已经与匆匆相识的姐姐同事黄秀雪结婚。也就在同一时刻，丹妮还知道了迪宝马上要去成都。

　　丹妮的第一反应，是自己没有权利把幸福建筑在另外一个女人的不幸上，“去抢别人的幸福，这个结果我不能接受”。“我跟他讲，我们从今天起就分手，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各走各的路。他很沉默，一句话也没讲。我想他也认为是对的，所以才没有反应。”直到这时丹妮才真正明白，为什么迪宝有时候会很忧郁。

　　当天回到家里，丹妮跟妈妈说了自己的态度，妈妈也同意这一决定，并且说：“现在没有你的位置了。”在袁迪宝快要离开杭州前往成都的时候，1955年8月5日，以三潭印月为背景，他俩在苏堤上拍了一张合影，这是青春容颜留下的最后相聚。

　　等待

　　“他一直没有忘记过我，就像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只有一个人住在我心里……就是他。”

　　然而，不论是言语上的“分手”，还是真正的分别，其实都没有冷却两人的感情。

　　他们每天都给对方写信，每封至少两千字，为了省钱，攒足一周的信才一起寄出。

　　“我正在热烈地爱着你 ，我正在热烈的爱着你，日夜思念正像你也爱我一般，假如我在为你郁闷，祈求得到你的爱怜，为了得到你的爱怜，我宁愿粉身碎骨……我祈求上天赋予我们，赋予我们，赋予我们。”这是1955年9月17日晚，迪宝 在公园柱灯下写的信。我们今日可见的，只有这些被丹妮带到法国里昂、珍藏了大半辈子的迪宝的去信；而她的来函和信物，早已不知所终。

　　杭州宝石山保俶塔上旁边的那一颗星星，叫金星，也叫牧羊星。迪宝与丹妮约定，这颗星星是属于他俩的。有什么事情可以告诉星星，然后对方就可以感应感知得到。迪宝在信中写道：“这几天我在晚自修后都默默地想着你可能停留在天边的那个方向……金星，一见到它时，就如同见到你一样。如今唯一具体的安慰，就是我们在白堤共同首次看到的这颗金星，我们一开始就把它决定为我们爱的标志的金星。”

　　都说爱情是自私的，但即使他们深爱对方，即使袁迪宝 的婚姻更多是出于对姐姐的顺从，但他从来都没有离婚再娶的念头，李丹妮 也从未想过要他离婚。1959年底，袁迪宝第二个儿子出生。为了纪念这个心底的爱情密约，他给孩子起了个小名叫“金星”。

　　袁迪宝离开后，丹妮开始了自己的生活，谁都没想到，更久远的离别即将到来。

　　1956年3月末，李丹妮决定去找浙江医学院领导谈一谈，此时她已经在学校当了六年助教，60元工资也一动不动领了六年。丹妮是生活在新中国的青年，在一个热爱国家的氛围中长大，她也渴望进步。她想问问，自己的前途在哪里？

　　但是领导一句“我们总觉得你这么一个人，真是没有一点儿政治觉悟”，让她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天主教信仰的背景，以及坚持自我的个性，使她与那个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原本是为了求一个期许和希冀；结果是，丹妮带着一个突发的决定离去。回到家，她跟妈妈说，想离开这里回法国。只是她自己绝没有想到，这一走，五十五年后才能再见袁迪宝。

　　迪宝离开丹妮后，每当农历八月十五，会从晚上七点到九点拿着信物或丹妮的照片，到没人的树下望月思念，他让丹妮也要放下手上的活，一起纪念这时刻。

　　丹妮回到法国后一直没有恋爱也没有结婚。她说自己知道：“他一直没有忘记过我，就像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写《混血儿》那本书时，人家经常问我，你这么一个女孩，我们不能相信，好像一辈子都没有人爱过你 。我说，只有一个人住在我心里，只有一个男孩真正地爱过我，就是他。”(记者：邓琼 特约撰稿：马志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