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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跨国恋 两位老人终成良缘(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16日 09:50   金羊网-羊城晚报

55年后,婚礼中的小憩55年后,婚礼中的小憩
晚年相濡以沫晚年相濡以沫

  缘分

  相遇时,他们正值豆蔻年华。她从北京来到杭州,在这里,她成了他的老师。不可不信缘……

  “新婚”后的老两口,眼下居住在厦门袁迪宝家中。海边的城市,11月的风有些凉了,在李丹妮 “冷不冷”的连声询问中,袁迪宝又找出一件鲜亮的黄色夹克披上,他笑着说:“打扮漂亮些。”要礼待来访的记者们。

  不论谁见到李丹妮年轻时的照片,都会惊叹于她的清纯和美丽。她将如此葱绿韶华,终身托付给了一个人。

  2007年,丹妮八十岁生日的那年,法国里昂中法事务协会为了表彰她对中法文化交流的特殊贡献,专门为她出版了一本传记:《混血儿——一个介于中国和法国之间的女人的经历》。封面是林风眠先生的一幅水墨画。一只黑色的大雁孤独地逆风奋飞。

  丹妮说:“你看云都是相反的,逆风、逆水,什么东西都是相反的,我这一辈子都是这样。”好在到了晚年,她可以为这本书续写最“顺心”的一段。

  丹妮的父亲李树化 ,是祖籍广东梅县的泰国华侨。童蒙时期,李树化就返回祖国接受教育,在梅州中学读书期间,与同校学习的林风眠先生结为好友。辛亥革命之后,林风眠组织了130位梅州青年出去看世界,李树化瞒着家人偷偷跑出来,随着同乡结伴远渡重洋,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 。

  丹妮说:“林风眠先生学画画,我父亲去念里昂国立音乐学院,他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1926年,李树化娶了一位法国女子为妻,同年一起回到北京,任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主任,与林风眠共事。1927年5月24日,李树化的独女在北京出生,起名李尘生,法国名字叫丹妮。后来,李树化又带上全家随林风眠搬到杭州,继续在西湖艺专音乐系任教。

  1973年9月,身在法国里昂的李丹妮,曾经将袁迪宝陆续写给她的一大批信件打包,在封面上手书一行字:“我是不会有勇气有一天重新再看一遍这些没有为我实现的一些幸福。”当时她绝对想不到,某一天这些信件还能和自己一起,回到寄信人袁迪宝的身边。

  1953年9月,福建上杭人袁迪宝进入浙江医学院学习,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公共卫生学科的大学生。他的俄文老师,就是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外文系精通英、法、俄、德和中文的李丹妮。这位漂亮的混血儿,比袁迪宝大一岁。两人都有一双明亮聪颖的大眼睛,一见面,就彼此印上了友善和默契。

  李丹妮记得很清楚:“那是我这辈子当老师人数最多的一个班,120人!”身为班长和俄文课代表的袁迪宝,每次俄语考试都是满分。他的勤奋和优秀给丹妮印象深刻,而丹妮老师的专业精神也令他感佩不已。

  丹妮说:“我们接触得很多了,无意中我常找他,我想当时是我比较主动吧。”迪宝则回忆:“我们宗教信仰相同。再加上她经常给我拿字典、借参考书给我,甚至还有生活用品……毛衣之类,她也织过给我,白色的羊毛衣。我是很感动啊,那个时候我们可是穷孩子。”听到这里,丹妮有点不好意思了,低下了头。

  不过她还是承认:“当时我们已经有一个什么感觉呢?我们两个很像,我们是一个人。”

  命运

  西湖边的爱恋,似乎从来都带着一种破碎的美感,完整的爱情,也许本就是不完整的……

  从1946年初秋到1956年夏,从求学到执教,李丹妮在大学园区整整待了十一个年头。她与当时同龄女孩不同,除了混血儿的容貌,还有春夏秋冬都穿旗袍的习惯。

  丹妮爱美,而且个性独立。“当时人家批评我爱穿旗袍,我说至少从背影看我是女孩子吧?为什么让女人变得难看,女人打扮对国家有什么坏处?”今天说到这些,还能够感觉到老人家的不忿。

  丹妮身材娇小,可个性很倔强,认准了理就不会轻易屈服。有个例子: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中国各地都隆重悼念。在浙江医学院举行的纪念活动,大家也都自觉戴上了黑纱,可是丹妮说:“我为什么要戴?我家里没有死人。”活动过程中,要多次举起手来喊口号,她感觉烦了,有同学怕她惹祸,拽着她的手举起来。“我总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父亲说我们这家是‘君子不党’嘛。但后来我也慢慢顺从了,别人老看着你。”

  厦门美丽的环岛路上,老两口相携散步,在海风中唱起当年的歌,美国电影《翠堤春晓》的插曲《当我们还年轻》:“当我们还年轻/在美妙的五月早晨/你曾说你爱我/当我们还年轻。”55年前在杭州,那些相恋的日子,为他们见证的也有一汪清澈的水域。

  丹妮说,我们常常去散步,在西湖边,从断桥走白堤,一直到平湖秋月,义庄,孤山,从里湖回来,这是一个小圈子。要么就到宝石山,在上面坐很久,一定要从后山下去回家……迪宝记得,“两人坐在保俶塔下面,谈天,谈恋爱。一个钟头左右,才慢慢跑回来,送她回家我自己再回学校自修,这个活动持续了一两年。”

  1955年8月初,因为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迪宝所在的浙江医学院卫生系要并入成都华西医学院。临走前,丹妮隐约看出了袁迪宝有心事。

  丹妮说:“那时我已经有一点预感,他有事不敢跟我说,也怕我难过,肯定是这样的。”花港观鱼的池塘里浮沉着七彩鱼群,坐在芙蓉花树下,迪宝忧郁地讲出了心事:原来在上大学离开家之前不到两个星期,迫于姐姐的压力,迪宝已经与匆匆相识的姐姐同事黄秀雪结婚。也就在同一时刻,丹妮还知道了迪宝马上要去成都。

  丹妮的第一反应,是自己没有权利把幸福建筑在另外一个女人的不幸上,“去抢别人的幸福,这个结果我不能接受”。“我跟他讲,我们从今天起就分手,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各走各的路。他很沉默,一句话也没讲。我想他也认为是对的,所以才没有反应。”直到这时丹妮才真正明白,为什么迪宝有时候会很忧郁。

  当天回到家里,丹妮跟妈妈说了自己的态度,妈妈也同意这一决定,并且说:“现在没有你的位置了。”在袁迪宝快要离开杭州前往成都的时候,1955年8月5日,以三潭印月为背景,他俩在苏堤上拍了一张合影,这是青春容颜留下的最后相聚。

  等待

  “他一直没有忘记过我,就像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只有一个人住在我心里……就是他。”

  然而,不论是言语上的“分手”,还是真正的分别,其实都没有冷却两人的感情。

  他们每天都给对方写信,每封至少两千字,为了省钱,攒足一周的信才一起寄出。

  “我正在热烈地爱着你 ,我正在热烈的爱着你,日夜思念正像你也爱我一般,假如我在为你郁闷,祈求得到你的爱怜,为了得到你的爱怜,我宁愿粉身碎骨……我祈求上天赋予我们,赋予我们,赋予我们。”这是1955年9月17日晚,迪宝 在公园柱灯下写的信。我们今日可见的,只有这些被丹妮带到法国里昂、珍藏了大半辈子的迪宝的去信;而她的来函和信物,早已不知所终。

  杭州宝石山保俶塔上旁边的那一颗星星,叫金星,也叫牧羊星。迪宝与丹妮约定,这颗星星是属于他俩的。有什么事情可以告诉星星,然后对方就可以感应感知得到。迪宝在信中写道:“这几天我在晚自修后都默默地想着你可能停留在天边的那个方向……金星,一见到它时,就如同见到你一样。如今唯一具体的安慰,就是我们在白堤共同首次看到的这颗金星,我们一开始就把它决定为我们爱的标志的金星。”

  都说爱情是自私的,但即使他们深爱对方,即使袁迪宝 的婚姻更多是出于对姐姐的顺从,但他从来都没有离婚再娶的念头,李丹妮 也从未想过要他离婚。1959年底,袁迪宝第二个儿子出生。为了纪念这个心底的爱情密约,他给孩子起了个小名叫“金星”。

  袁迪宝离开后,丹妮开始了自己的生活,谁都没想到,更久远的离别即将到来。

  1956年3月末,李丹妮决定去找浙江医学院领导谈一谈,此时她已经在学校当了六年助教,60元工资也一动不动领了六年。丹妮是生活在新中国的青年,在一个热爱国家的氛围中长大,她也渴望进步。她想问问,自己的前途在哪里?

  但是领导一句“我们总觉得你这么一个人,真是没有一点儿政治觉悟”,让她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天主教信仰的背景,以及坚持自我的个性,使她与那个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原本是为了求一个期许和希冀;结果是,丹妮带着一个突发的决定离去。回到家,她跟妈妈说,想离开这里回法国。只是她自己绝没有想到,这一走,五十五年后才能再见袁迪宝。

  迪宝离开丹妮后,每当农历八月十五,会从晚上七点到九点拿着信物或丹妮的照片,到没人的树下望月思念,他让丹妮也要放下手上的活,一起纪念这时刻。

  丹妮回到法国后一直没有恋爱也没有结婚。她说自己知道:“他一直没有忘记过我,就像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写《混血儿》那本书时,人家经常问我,你这么一个女孩,我们不能相信,好像一辈子都没有人爱过你 。我说,只有一个人住在我心里,只有一个男孩真正地爱过我,就是他。”(记者:邓琼 特约撰稿:马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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