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杨振宁深情地说：“我是拿到庚子赔款这个奖金出国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杨振宁深情地说：“我是拿到庚子赔款这个奖金出国的，我深深知道我是一个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的共同的产物。”

　　有人说，杨振宁具有一个中国成功男性的所有符号—生于学术世家，3 5岁就得了诺贝尔奖，自此成为一代宗师；政治上，地位超然，历代领导人都奉为上宾；家庭上，子女满堂，一生先后有两位传奇女子相陪。

　　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杨振宁生长于一个有着浓郁家国情怀的家庭，他的父亲是第一个获得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而杨振宁本人也踏上了父辈的求学之路，在留学[微博]芝加哥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以后，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工作，成为那里的第一位华人教授。在普林斯顿，杨振宁邂逅了著名军事将领杜聿明的长女杜致礼，两人走过浪漫的恋爱时光后步入美满的婚姻。这一时期也成为杨振宁最为黄金的时期。1956年，他与李政道合作，摘取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典礼上，杨振宁深情地说：“我是拿到庚子赔款这个奖金出国的，我深深知道我是一个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的共同的产物。”

　　和将领之女谈恋爱，盘桓普林斯顿大学17年

　　19 4 5年抗战结束后，杨振宁乘很小的DC3飞机飞到加尔各答。等了几个月的船位，同年10月乘船经过红海、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于11月2 4日到达纽约。19 4 6年初，他注册成为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博士生。19 4 9年秋天，杨振宁避开了他当时认为不安全的飞机，坐火车到普林斯顿去，开始他在高等研究院的研究生涯，本来他跟芝加哥大学的导师说好只待一年就回去，但是，一待就是17年，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普林斯顿谈恋爱了。

　　那一年的12月圣诞节假期中，他和高等研究院的物理学家卢廷格到普林斯顿威瑟斯庞街上一家叫作茶园(Te a Ga rden)的中餐厅吃饭，结果他以前在西南联大附中教过的学生杜致礼正巧也在那儿吃饭。杜致礼看见了杨振宁，上来和他打招呼，并且问杨振宁还记不记得她，杨振宁说当然记得。两人见面对彼此印象很好，于是留下了联络的电话，也开始了杨振宁和杜致礼的交往。

　　杜致礼是蒋介石手下著名军事将领杜聿明的的长女。1947年，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杜聿明获准赴美治病，当他带着在辅仁大学中文系读书的18岁长女杜致礼在上海机场登机时，突然接到蒋介石派人专门送来的紧急手谕，令其在沪治疗。杜聿明无可奈何，只好走下飞机，而倔强的杜致礼决心不回头，只身前往美国，进入由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保荐的 “卫理斯学院”，攻读英国文学。

　　1949年1月，杜聿明在淮海战场兵败被俘……由于资金中断，杜致礼只得转入一所免费学院攻读英国文学。杨振宁那个时候已经27岁，在积极考虑交女朋友和结婚的事情。见到杜致礼后隔一天，杨振宁就打了电话，约她出去看电影。第一次约会以后，杨振宁对杜致礼印象很好，不过他虽然一方面很想多看到杜致礼，另一方面又不能显得太着急，而且那个时候他另外还有几个可能的女朋友，所以有一两个星期都没有消息。对杨振宁印象很好的杜致礼这个时候心里有些七上八下，后来那位尤桐老先生要到纽约去的时候，杜致礼在给尤老先生的信上加了一个附注，说很欢迎杨先生。杨振宁得到这个讯息，自是欣然前往。后来杨振宁曾经和杜致礼开玩笑，说是杜致礼把他给勾住了，杜致礼说这事实上是完全违反了她的个性的。

　　杨振宁和杜致礼开始约会以后，常常到杜致礼的学校去看她，杜致礼念的天主教女子学院管理严格，杨振宁去了都得在楼下的会客室等候。杨振宁起先是坐火车，后来买了汽车，就开汽车去找杜致礼。杜致礼念的女子学院所在的扬克斯镇虽然离普林斯顿还有一段距离，但比起芝加哥要近得多。后来杨振宁曾经在演讲中说，他一年以后之所以没有回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想要和杜致礼约会，而在普林斯顿有“近水楼台”之便。杨振宁向父母写信征求他们对于未来儿媳的意见，家人因为杜致礼的几个弟弟当年在昆明骑马上学招摇过市没有好印象，对杜致礼的出身显露担忧。不过，这对杨振宁和杜致礼的交往没有实际的阻力。

　　1950年8月26日，杨振宁和杜致礼结婚，婚礼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教堂举行。双方家长[微博]都不在场，典礼由在昆明时就和双方熟识的清华[微博]大学[微博]校长梅贻琦，代表女方家长将杜致礼交给杨振宁。行礼之后，在楼下大厅举行了一个酒会，有七八十个宾客参加。

　　杨振宁和杜致礼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育有两男一女，两人如影随形，恩爱有加。从1997年开始，两人开始被病痛折磨。病情稳定时，两人游历世界，享受人生。2003年，杨振宁在美国石溪为杜致礼75岁生日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这也是最后一次。当年10月，杜致礼去世。

　　因为岳父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杨振宁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候，拿的是国民党发的护照。当时蒋政府驻联合国大使与杜聿明是旧识，就请杨振宁吃饭，表示台湾的行政机关希望杨振宁赴台访问。台湾“中研院”还在1958年把杨振宁选为院士。即使之后杨振宁与中共高层越走越近，国民党暗地称其为“杨匪”，台湾时任“总统”的蒋经国仍然要求保留其院士资格。

　　和一流物理学家对话，研究自己擅长的领域

　　19 4 5年夏，杨振宁赴美选择芝加哥大学倒并不是因为它是父亲曾经留学过的学校，而是因为他仰慕已久的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教授去了芝加哥大学，他非常希望做费米的学生。费米在当时被公认为2 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之一，杨振宁想跟他写一篇实验方面的博士论文。当时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

　　恩里科·费米是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另外一位重要的理论物理教授是特勒(EdwardTeller)，后来在19 50年代发现了制造氢弹的方法。杨振宁本来想跟费米做实验物理学的研究，可是那个时候费米的实验室是保密的，留学生身份的杨振宁不能进入。所以费米推荐他先跟特勒做理论工作。19 4 6年秋天，费米同时介绍杨振宁去做艾里逊(Allison)教授的研究生，他是核试验物理学家，当时正在建造一台400千伏的Cockroft-Wa l t o n加速器。他的实验室里有五六个研究生。杨振宁师从两位物理学家，一边跟着特勒做理论研究，一边跟着艾里逊在实验室做实验。

　　当时，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所学到的基本理论物理已达到了当时最前沿的标准，问题是，动手能力非常蹩脚。同学们佩服他的理论知识，常常要找他帮忙解决理论习题，可是大家一致

　　笑他在实验室里笨手笨脚。“Where t here isBa ng，there is Ya ng! ”杨振宁在给老同学的信中用“幻想破灭”来描述当时的心情。更糟糕的是，在理论研究方面，杨振宁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他找的四个研究题目中，前三个当时芝加哥大学没有别人感兴趣，他只能自己一个人在图书馆中研读。每一项都花了几个星期的努力，都以无成果而告终。只有第四项是特勒极感兴趣的研究。杨振宁一鼓作气，在这个题目上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得出了几个漂亮的定理，写成一篇短文。特勒很喜欢这篇文稿。恰巧在19 4 8年春天，全系师生都知道杨振宁在艾里逊实验室的工作不成功。有一天，特勒

　　来找杨振宁，对他说：“你不必坚持一定写出一篇实验论文。你已写了理论论文，那么就用一篇理论论文来作毕业论文吧。我可以做你的导师。” 杨振宁很失望，因为他一开始确实是一心一意想写一篇实验论文的。考虑两天之后，他决定接受建议。

　　由于听取了这个建议，杨振宁没有沿着实验物理学家的道路前行。有的朋友说这恐怕是实验物理学的幸运。不仅这一点他选择对了，更重要的是，他坚持一个理念“最好在领域开始时进入一个新领域”，这是他的研究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他的博士论文是进入对称与不变性领域的第一篇文章。这成为他一生的研究课题。

　　19 4 8年夏得到博士学位以后，芝加哥大学留杨振宁做教员。他那时想学习重整化理论，而当时在芝加哥，费米、特勒和文策三位教授都不研究此理论，所以一年以后他就申请去普林斯顿的IAS(InstituteforAdvancedStudy)。费米说去IAS很好，但那里的工作太理论化，像中古的修道院，要他只去IAS一年即回到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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