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一口答应。不过，后来因为找女朋友的压力，杨振宁没有回芝加哥，结果在IAS共呆了17年(1949—1966)。在普林斯顿大学17年间，杨振宁当初在芝加哥自己找的四个题目都开花结果了。其中一项，是在往返于普林斯顿大学对面的巴尔麦广场与研究所之间的街车上，和朋友聊天获得的灵感。这也是他总结的自己学习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保持对话，保持辩论，保持合作。

　　和挚友李政道合作，双双获得诺贝尔奖

　　2005年1月26日，杨振宁接受CCTV电视访问中，主持人问他，为什么他的很多工作都是跟人合作的。他说：“合作有很多的好处，因为你知道你在讨论一个问题，有时候走不通了，你的想法都走不通了，那个时候假如另外有一个人跟你讨论讨论，问你几个问题，或者想出来一个新的方向，于是你就又起劲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种研究的途径。”

　　上世纪5 0年代，有着兄弟般友情的杨振宁和李政道因发表《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论文轰动全球，继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合作，让整个物理学界羡慕和忌妒。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教授甚至认为世界上最美的景象是杨振宁和李政道并肩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草坪上散步。

　　杨振宁和李政道刚进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时，不过二十五六岁。两人生在中国，同在西南联合大学求学。那时该校办学条件十分简陋，教室是几排铁皮铺顶的棚舍，宿舍则是茅草庵。当时正值战乱，教室窗户经常被空袭的炸弹震碎。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奖学金，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李政道在费米门下读博士，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白矮星；杨振宁则在特勒的指导下专攻核物理学。杨李携手合作始于芝加哥，两人共同发表了32篇物理学论文。1951-1953年，两人又在高等研究院会合。之后，李政道去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杨振宁则继续留在普林斯顿。两校相距不过50英里，所以两人约定每周见一次面，讨论物理学难题。

　　李政道在回顾和杨振宁交往时，曾经这样说过：“在芝加哥的那些日子里，我同杨讨论了大量的物理和其他问题。他的兴趣较倾向于数学，这对我是一个补充。我们思想开阔地去对待所有的问题，讨论通常是激烈的，但对我的发展，特别是在我成长的年代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些讨论还使我大大提高了对于我不同的智力的鉴赏能力。”

　　和杨、李熟稔的许多朋友也都说，“杨振宁是李政道不折不扣的兄长”。1949年，他们终于合作完成了第一篇论文。19 51年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们又在权威的物理学学术刊物《物理评论》上发表了两篇有关统计力学的论文，这两篇论文甚至引起了爱因斯坦的关注。据李政道先生回忆，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爱因斯坦是超越任何人的。年轻人看到他大多十分敬畏，即便有时碰巧在路上相遇，所有人也都因为腼腆而不敢同这位科学大[微博]师谈话。

　　但是，1952年的一天，爱因斯坦让助手来问杨、李二人，他是否可以和他们两个人谈谈。他们回答“当然可以”。李政道本想把一本《相对论的意义》带去请爱因斯坦签名，但不知为何，李政道最后没有做。为此，他后悔不已。在交谈中，爱因斯坦对杨、李那两篇统计力学论文给予高度评价。最后，爱因斯坦起身，握着杨、李两人的手说：“祝你们未来在物理学中获得成功。”

　　1954年，杨振宁和米尔斯共同发表对现代物理学有巨大推动作用的“杨-米尔斯方程”。这一研究成果使得杨、李二人再次走到一起。三年之后，李政道和杨振宁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华人获得这样的殊荣。用杨振宁的话来说，它“改变了中国人不如人的心理”。

　　不过，他们的友谊随着分享荣誉份额大小开始出现裂痕，表现之一是论文的署名究竟应该是“杨和李”还是“李和杨”，分歧越来越多。矛盾不断累积，196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有一次长谈，积累的情绪得到集中宣泄，两个人都哭了。几个月后，他们正式决裂，不再来往。“杨李组合”的终结成为科学界憾事。

　　和大西洋彼岸紧紧拥抱，又怀恋着故乡一片热土

　　在普林斯顿大学十七年间，杨振宁当初在芝加哥自己找的四个题目都开花结果了。其中一项，是在往返于普林斯顿大学对面的巴尔麦广场与研究所之间的街车上，和朋友聊天获得的灵感。这也是他总结的自己学习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保持对话，保持辩论，保持合作。

　　杨振宁生长在中国中部一个围有城墙的城市—合肥。当时，这个城市的街道是没有路面的，城门很窄，以致30年代第一部汽车开来时无法通过。大部分居民是文盲。由于闭塞，杨振宁直到6岁才第一次看见香蕉。

　　杨振宁追随他父亲走上了学术道路。他说：“我很幸运，上百万和我同龄的人不是饿死就是面对军阀混战。”他住在北平一个学术性社区内，沉浸在一个重视研究、重视知识的社区中。他的父亲很快就发现儿子有数学天份，可是并没有直接教他数学。杨振宁说：“父亲的哲学是‘不要着急’。”在谈天时他偶尔会向儿子提出数学难题。可是父亲也认识到教育需要均衡。在杨振宁念完中学初一时，父亲请了一位同事来教他古文。经过两个夏天的紧张学习，年轻的杨振宁能背诵孔子的门徒孟子的全部著作。

　　1937年日本入侵，杨振宁的父亲被迫离开北平，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杨振宁不久也进了这所大学，受教于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他们之中有些以后去了美国，其中包括陈省身。

　　在昆明时，杨振宁开始提高英文能力。他决定不用字典来念英文小说。他选的第一本小说是斯蒂文森的《金银岛》。这部小说里有和大海有关的俚语，因而很难念。他花了一个星期，念完了这本书，接着念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在熟读这两本书以后，杨振宁说：“以后就容易了。”

　　杨振宁还有去西方世界的另一原因：他对美国初期的科学家兼政治家富兰克林很崇敬，富兰克林的自传激励了杨振宁。去美国后他取名为富兰克，并将第一个孩子的英文名字取为富兰克林。

　　杨振宁谨记父亲杨武之的遗训：“有生应记国恩隆。”1971年夏，他是美国科学家中率先访华的。他说：“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

　　立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杨振宁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频繁穿梭往来于中美之间，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学术联系工作。杨振宁已有华发，可是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

　　在关于他的生活和时代的一次广泛的谈话中，杨振宁谈到他的物理学生涯，谈到他因没能从事某些领域的研究而感到的遗憾。杨振宁也谈到他在中国童年和他长时间为沟通美国和自己的祖国在科学和文化方面的差异所作的努力。杨振宁曾多次谈到他担心中美关系的裂痕会扩大。1971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杨振宁自1945年到美国来当研究生以后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他会见了周恩来和中国的其他领导人，帮助开展了两国之间的科学合作。

　　从国外旅行回来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常常去找他。他们第一次去找杨振宁时杨让他的秘书记录他们的谈话，以免误解。这没有阻碍杨振宁继续保持和中国的密切联系。

　　杨振宁最关心的是科学而不是政治。他谈到自己的一些经历：一个从中国偏僻地区一个落后的城市来的年轻学生，怎么会有幸参与2 0世纪一个最主要的思想革命。这场革命是试图用一

　　个统一的方法来了解自然的无穷多样性，从混沌的星球爆炸到电子环绕原子核的颤动。

　　杨振宁在19 64年成为美国公民。他说：“我们在美国过得很不错。在这里我们有许多朋友。我们在两个社会中都很自在。”

　　杨振宁谈到他在6 0岁时的一个“伟大和意义深远的发现”：“生命是有限的”。他念了中国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2 0世纪初，另一位作家，也是杨振宁父亲的朋友朱自清，把这两行诗句改为“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在历经一生对自然的神秘的思考以后，杨振宁认为这一改造更精确地描述了他晚年的想法。

　　杨振宁还有去西方世界的另一原因：他对美国初期的科学家兼政治家富兰克林很崇敬，富兰克林的自传激励了杨振宁。去美国后他取名为富兰克，并将第一个孩子的英文名字取为富兰克林。

　　对于留美学习研究经历杨振宁晚年总结出“学习和研究十法”

　　一方面直觉非常重要，可是另一方面又要及时吸取新的观念修正自己的直觉。

　　和同学讨论是极好的真正学习的机会。

　　博士生为找题目感到沮丧是极普遍的现象。

　　最好在领域开始时进入一个新领域。

　　兴趣→准备工作→突破口。

　　物理中的难题，往往不能求一举完全解决。

　　和别人讨论往往是十分有用的研究方法。

　　永远不要把所谓“不验自明”的定律视为是必然的。

　　把问题扩大往往会引导出好的新发展方向。

　　一个研究生最好不要进入粥少僧多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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