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在华人“一生一世”的祝福中来临，不过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一生一世”还不如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的变化大。贺红梅的表姐在第一波留学[微博]潮时从上海来到美国，当时她仅有的资产是用省吃俭用的积蓄换来的60美元和随身的一只皮箱，她在波士顿下了飞机举目无亲。多年后，当她在美国丰衣足食时，还是很难忘怀当时的恐惧，她说：“那是一种如果不努力就会住在大街上的真实感觉。”

　　贺红梅说，她到美国后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半工半读生活，一边读硕士，一边打过各种各样的工，从餐馆服务员到公寓管理员、商店营业员、保险推销员。即使硕士毕业后，也经历了投几百份履历表、每天奔波于各种面试的生活。贺红梅的表姐1985年离开中国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演员。美国对于她来说，意味着新的开始。她迅速调整心态，一切从零开始。她说，当时美国和中国的差距好像另一个星球那么遥远。她还记得当时到一家美国家里当保姆时，甚至不会使用吸尘器，因为当时中国家庭还没有这个东西。

　　后来贺红梅的表姐不仅在美国站住了脚，还海归做了创业者，目前已有千万身家的她来往于中美之间，是中美娱乐界的知名制作人。

　　贺红梅毕业于中国一所知名大学，1995年通过托福[微博]和GRE考试来到美国。她说，当时出国是很多同学视为理所当然的一条路。她的高中同学有的大学还没毕业就已经考上李政道的博士研究生，或“洛克菲勒奖学金”去了美国。作为高才生的她，每次同学聚会，老师和同学必然问她的一个问题是“你什么时候走？”

　　贺红梅当时在中国的工作也不错，薪水每月3000元人民币，外加奖金，在当时的同龄人中属于高薪阶层。但即使这样，所有的积蓄不过几千美元，因为马上要缴学费和转换身份的费用， 在好奇完美国风光后，她也开始了紧张的美国生活。硕士毕业后，贺红梅很快找到了工作，转换了身份，过上了稳定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这中间，贺红梅觉得自己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莫过于拒绝母亲要她帮弟弟来美国的要求。当时正在美国艰难挣扎的贺红梅知道弟弟不是读书的料，来美国必须从最底层的餐馆工做起，她告诉母亲，就是因为是自己的亲弟弟，觉得没有必要受这份罪。

　　2013年，贺红梅为母亲申请的绿卡终于下来了。在弟弟的陪同下，母亲来到美国，除了空气好等一些明显的优势，母亲和弟弟对于美国都没有过多的留恋。母亲说，美国什么都没有中国方便，因为在中国她走路就可以买菜，而且医疗方便。

　　弟弟的手机则一直在响，即使在美国，各种各样的生意朋友也时时处于联系状态。弟弟最关心的是美国有什么投资项目，因为他在中国公司的业务发展很快，不久计划登陆美国。听着弟弟说着中国的各种新鲜事，贺红梅问母亲，当年不让弟弟来美国是否很正确？母亲笑而不答，只说：“你们这样一个美国一个中国，很好。”

　　最后，贺红梅母亲并没有因为绿卡留在美国，还是决定回中国生活。她说：“这样最好，有空我会来美国看看，但是生活还是在中国舒服。”

　　2014年元旦，贺红梅给家里打电话拜年，母亲在电话另一端笑吟吟地说：现在的人会说话，“一生一世”是喜气，但是就咱们的这几十年过好了，才是最实在的。（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何方）

（原标题：中美移民[微博]路 风雨三十年：生活还是在中国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