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校总是不缺少仰慕者和捐赠者。不过有时候，当学术捐赠和政治扯上关系，学术机构则会因此陷入尴尬境地。
资料图牛津大学接受捐赠惹争议
亿万富翁莱恩·布拉瓦尼克（Len Blavatnik）5年前向牛津大学捐赠的75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7.2亿元）近期在英国国内引起争议，再次将大家的目光引向名校获得的海外捐赠。
布拉瓦尼克出生在前苏联的敖德萨（Ordesa，现为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已经加入美国国籍，并且斥资41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3.9亿元）购买了英国肯辛顿一栋15间卧室的豪宅。他是华纳音乐的老板，总资产估计为130亿英镑。
他的捐赠总额在牛津校史上名列前茅。2010年，他捐赠7500万英镑，希望建立布拉瓦尼克政府管理学院。这个成立于2012年的学院本应今年搬入由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新建筑中。这两位设计师是泰特现代美术馆的设计师。
英国《卫报》称，这栋建筑遭到了当地人的批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牛津教工称之为“建筑的灾难”，他认为牛津大学花在这栋建筑的25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2.4亿元）是“把钱浪费在一无是处的东西上”。
更糟糕的是，一封公开信让整个计划节外生枝。公开信的签署者包括学者，人权活动家和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共21人，他们要求牛津大学“停止向普京的同伙销售声誉和威信”，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讨论英国大学接受外国捐赠的程序和透明度问题。
公开信的发起人伊利亚（Ilya Zaslavskiy）是俄罗斯第三大石油公司TNK-BP的雇员，也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他认为牛津大学没有对捐赠者进行调查，就接受了捐赠，体现了道德准则的缺失。
国际富豪慷慨捐赠英美名校
布拉瓦尼克并不是唯一给牛津投资的寡头。他的生意伙伴米哈伊尔·弗里德曼（Mikhail Fridman）和彼得·艾文（Pyotr Aven）也与牛津有关，2007~2011年，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微博)每年都向两人名下的Alfa公司授予荣誉。
这些寡头属于俄罗斯亿万富翁组成的AAR财团。该财团被指责与骚扰英国石油公司的高层有关，并且与克里姆林宫过从甚密。
对于公开信中的指控，牛津大学发言人表示，“牛津大学对慈善捐赠有彻底和健康的审议过程。”而捐款审查委员会“基于公开资料进行尽职的审查”。发言人称，“在全球竞争的时代，只有慷慨的慈善捐赠才让牛津大学有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和教育机构。”
向海外名校慷慨捐赠，也是中国富豪热衷的事情。《华尔街日报》对美国教育部数据分析发现，香港已经成为美国高校最主要的海外捐赠来源。
从2007年1月到2013年11月间，中国大陆地区和香港对美国大学的捐赠额都在世界前十名。香港名列榜首，捐赠总数1.8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5亿元），大陆地区以604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8亿元）名列第八。这些捐赠主要给了美国的精英高校，比如普林斯顿、耶鲁、斯坦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哈佛。
近一两年来，中国富豪对海外名校的捐赠额度更是大幅度提升。2014年7月，潘石屹和其妻子张欣向哈佛大学捐款1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9500万元），成立“SOHO中国助学金”；2个月后，香港投资者陈乐宗向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捐赠3.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2.3亿元），刷新了该校建校以来最大数额的单笔捐赠记录。
与此同时，英美媒体却对美国高校从中国富豪手中接受捐款而多有微辞。有人因为质疑中国的政体而否定这些捐款，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软实力的输出。但是事实上，这种捐赠的结果，就是美国高校拨出更多的人手用于国际筹款。
富豪为何热衷捐赠海外名校？
美国《名利场》曾经有过统计，哈佛大学在2009年共接收了36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360亿元）的捐赠，相当于当年越南整个国家的GDP，说“富可敌国”也并不为过。《哈佛政治评论》称，哈佛对于校友的慷慨捐赠并不陌生。
对于精明的富豪们为何热衷于捐赠外国名校，圆“家族名校梦”或许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以美国常春藤盟校（The Ive League）为例，这些私立大学虽然也会得到美国政府在财政上的支持，但数额极其有限，与公立高校得到的巨额补贴相比更是微不足道。正因如此，接受捐赠成为这些名校学术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而一些功成名就的毕业生也将捐赠视为回馈母校的一种骄傲。
在外界看来，捐赠名校，无论对于捐赠者和受赠者来说，都是“双赢”，捐赠也成为富豪们圆梦名校的一条捷径。
据了解，哈佛有一条约定俗成的“潜规则”：如果可以给哈佛捐一座图书馆或者一幢教学楼，捐款人的子女无论高中表现如何，都可以被哈佛录取。而这条不成文的规定，也同样盛行于其他常春藤盟校。
中东研究的前车之鉴
2011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因为接受过卡扎菲家族的捐款而陷入丑闻，虽然事发后LSE迅速采取行动切断了与卡扎菲国际慈善和发展基金会的关系，但是也没能避免批评如同潮水一般涌来。
LSE的时任校长霍华德·戴维斯（Howard Davies）被迫辞职，“是我建议理事会，接受这笔钱是合理的，事实上这是个错误。”此前戴维斯曾经表示，“我不认为这是当时没有经过充分考虑的决定。”
这并非首个引起争议的捐赠。白金汉大学的安东尼·格莱斯（Anthony Glees）早在2009年就在报告中提到沙特政府和其他私人基金系统地资助英国大学的伊斯兰和中东研究，或者提供奖学金。
英国《每日电讯报》称，1995~2008年间，英国的牛津、剑桥、达勒姆、伦敦大学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埃克塞特、邓迪和伦敦城市大学等八所大学，共从穆斯林手中接受了2.335亿英镑（约合人民币22.5亿元）的捐赠。
大部分捐款流向这些学校的伊斯兰研究中心，而这些中心传达的是反对西方的观点。对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5年政治课的统计发现，其中70%对西方和以色列“非常敌视”。
格莱斯评论称，这是“错误的人给出了错误的教育，由错误的人资助。”
政治捐赠陷阱难以避免
在美国，本·拉登的家族成员上世纪90年代向哈佛大学和塔夫茨大学捐赠过大量资金，而密苏里大学也因为接受安然公司总裁肯尼斯·莱的捐赠而深陷丑闻。
高校想要避免海外捐赠带来的尴尬，只能万分小心。但是在全球政治瞬息万变的时代，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政府的财政紧缩决定了高校只能从海外寻找资助。
一些学术机构已经建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考察捐赠者的背景，但是拒绝捐赠是很难的。
首先，捐赠者的声誉可能会发生改变，这是难以预料的。当莱在密苏里大学捐赠刻有他名字的椅子时，安然公司是《财富》社调中，美国最受尊敬的公司。卡扎菲决定结束的黎波里与世隔绝的状态时，媒体认为他“不再是国际社会的贱民”。筹款顾问埃德里安·本尼（Adrian Beney）也表示，“那些谴责LSE的人多数都没有对给他们的车加上来自利比亚的油表示异议。”
英国前大学和科学事务部长戴维·威利茨（David Willets）表示，不会对大学提供接受海外捐赠的指南。“大学是自由机构，英国教育(微博)体系的力量就在于大学的自治性。”他认为大学是合法的慈善机构，因此只需要遵守慈善委员会的指导接受捐赠。
但英国文化协会促进英国高等教育的海外行政总裁马丁·戴维森（Martin Davidson）认为，“教育机构课不能决定哪些外国政府是合法的。”
LSE学生会呼吁今后审查海外捐赠时增加透明度，并建议建立“一套标准和民主决策的过程”，让学生可以参与投票。
英国大学联盟的首席执行长尼古拉·丹德里奇（Nikola·Dandridge）表示，大学接受捐赠时当然要考虑政治和道德的问题，但是“英国的大学和海外国家已经建立了学术文化和商业联系，我们应该让其继续下去。”
已经退休的募款人员麦克·史密森（Mike Smithson）表示，有效的募款需要团队拥有企业家的精神，外部条件的限制越少就越有效率。
“对资金非常短缺的大学科研机构来说，捐赠是非常诱人的。”而关于捐赠的讨论经常会受到所谓的道德规范，比如，在学术界长期存在的争论就是研究癌症的机构是否应该接受烟草行业的捐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