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高，学生之间的日常问候常常是：昨晚睡了几个小时？
谈到自己高中的学业，陈旻茜记得最深的是她刚到Portsmouth Abbey时上的人文课（Humanities）。这门课把宗教、历史、文学融合在一起，一学年的阅读量在25本书左右。教师布置的第一本书但丁的《神曲》。陈旻茜说，自己一开始听到Dante的时候，“还没有反应过来，等回去一查字典，整个人都傻了”。
王点宇和陈心璇都是南京人，相对于陈旻茜，她们申请美高的时候比较“有备而来”。王点宇的机缘在于初中时候参加的一个夏校，她发现自己非常喜欢美国的小班教学，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于是她申请了位于波士顿的圣马可学校。两年后，由于自己喜欢的数学老师离职，当时就读11年级的王点宇转到了数学拔尖的PEA，并加入了学校的数学队。带队的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奥数队的主教练冯祖鸣。
说起在这所学校里的就学经历，两人的感受几乎完全一致。因为先前在其他美加高中的求学经历，王点宇和陈心璇在英语语言上并没有太多挑战，但在PEA学习依然不见轻松。如今分别就读于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王点宇和陈心璇，不约而同地说，当年在PEA打下的学习基础、养成的学习习惯，让她们现在能够从容适应常青藤的学习强度。
在PEA，学生之间的日常问候常常是：昨晚睡了几个小时？几乎所有曾经在私立高中求学的中国学生，对这种高强度的学习节奏都有类似的体验；而这种相似的学习经历，也使得这个群体内部的人彼此之间会更容易产生一种亲密感，美高党也因此成为某种身份象征。
除了学习上备受“折磨”的共通经历之外，社交与文化适应也是美高群体需要提早面对的大问题。即便拥有出色的英语读写能力，中国孩子还是常常在What’s up? How is itgoing?这类简简单单的社交问候前，败下阵来。
许杰在高二的时候才从上海转学到一所男子中学Albany Academies读书，在上外附中打下良好英语基础的他，自认在学习上并没有遇到太多语言障碍。可是当同学用“What’s up?”来跟他打招呼时，他却是傻了几秒想着要怎么回应人家；等他反应过来这是一个普通的问候语时，别人已经走远了。
对于如何融入新群体，具有美加学校不同经历的陈心璇也渐渐摸索到一些个人经验。对她来说，重要的是一种平衡：一方面要保持私人空间，即便是最要好的朋友、室友，都是需要一定的距离感；另一方面，需要有密友和导师，在遇到的困难时主动寻求帮助。陈心璇的导师其实就是PEA的老师，而老师对于陈心璇的辅导，也不止在学习、生活层面，更包括少男少女的情感困扰。
虽然陈心璇的经历未必具有可复制性，但的确代表了美高学生的一种共同感受：在一个紧凑、单纯的生活空间里共同成长的同学之间，常常能够建立起更为亲密的友谊。许杰对此的描述更加彻底。他发现高中时代的友情与大学时代的友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在综合性大学这个更大的群体，朋友不太走心，更多的是酒肉朋友，前一天可能还很亲密，第二天在街上遇到却宛同陌生人。
“美高党”的收获不光是藤校，更是成“人”
相比国内高中生，几乎所有具有美高经历的学生，在申请大学的时候，似乎更加知道自己要什么，表现得也更为理性。一方面，他们毕竟拥有更多的资源：学长学姐的经验分享，各大校园访问的便利；另一方面，两三年海外教育与独立生活的经历，确实给了她们一个批判性成长与反思的空间。
在MIT计算机专业读大三的陈馨，是一名来自浙江宁波的美高党。高中三年让她感觉最难调整的一点，既不是学习上的挑战，也不是文化上的适应；而是如何进行自我管理与时间管理。
陈馨说，相对于中国高中，美国高中的资源更加丰富，自由支配的时间也更多，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评价也更加多元。在中国，一个学生只要成绩好就可以了；而在这里，体育特长生有时会更受欢迎。大家看重的不是你成绩如何，而是你够不够酷。陈馨在高中时候参加5000米越野跑，每天训练到7点，比赛的时候回到学校已经9点多了，然后再开始做作业——正是这些日常经历，让陈馨意识到她的生活不只是学习，还有很多其他事情。
这些外在环境的变化逼得陈馨进行内向性的自省：当生活里突然出现了许多选项之后，你就更加需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如何分配时间，是否要坚持。这些都让陈馨感到迷茫，她必须常常停下来思考自己是否在做对的事情。
从某个程度上说，美国教育注重个性发展、美国学校提供的多样性选择与平台，这些本来最具吸引力的元素，对于在抹杀了差别性教育的应试体系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学生来说，有时候反而可能成为一种挑战，甚至一种障碍。
陈馨说，自己在那三年里最大的收获，不是GPA4.0的成绩和MIT的录取，而是学会了要对自己负责。在国内的时候，父母总是告诉她，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好好读书，别的事情我们帮你搞定……而到了美国，她发现需要自己独立决定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并要不断自我激励去完成这些事情。如果选择错误，就要学习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做选择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陈旻茜说，每个人对于压力的反应不一样，有些人会变得非常逆反，做出一些以前在国内不会做的事情，比如抽烟喝酒吸毒；也有些人会变得消沉，甚至患上抑郁症。在目睹这一切之后，她开始意识到每个人都是非常不一样的，反而变得越来越包容。虽然陈旻茜的中学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天主教学校，但价值体系与国内相比依然相对多元，陈旻茜还是渐渐学到了如何与价值观不同的人相处，如何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如何不论断，如何做自己。
美高申请一般都会要求学生进行面试，而面试的问题在中国学生看起来有点奇葩。比如Choate某一年的面试问题是如果你回到寝室，发现你的室友吃了你的巧克力，并且弄得满地都是，你会怎么做？St. Paul则问十年以后你用Google来搜寻你的名字，你希望排在前三位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其实，这些问题的背后就是招生官想要了解那些标准化成绩背后的人到底是怎样的。
陈心璇说，申请本身是讲故事，讲人生的经历和反思。当年申请PEA的时候，作为一个16岁的学生来说很困难，这种反思极为困难，因为没有太多故事可以说。最后她选择了自己在加拿大的移民身份和角度，她在加拿大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人，很多不同的价值观：当视野更加开阔后，“反而能够让自己找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样的感受与陈旻茜可谓如出一辙。
这种对于“人”的考察与筛选，也贯穿在美国大学的选拔过程中。可惜的是，国内学生在申请美国大学时，往往关注的还是一些排名。他们急于用标准化成绩、活动列表和各种荣誉告诉招生官自己做了一些什么，是否配得上这个学校的排名；在这样的心态里，他们也不太关注陈旻茜总结出来的那些可能会切实影响到他们切实学习、生活的东西软性因素。
芝加哥大学前校长赫钦斯有一句名言：“教育的目的在每一时代、每一社会中都是相同的，即，使人成为人。”然而他说的更像是一种理想状态，一种好的教育应该的模样，或是一种不足的教育想要努力的方向。而在评价体系单一、抹杀了差别性、不鼓励自我探索和认知的教育中，很难培养出这种“人”的意识。
很多在本科出国的学生，在大学度过的第一年，往往带着一种新鲜人的热忱，积极地探索身边的各类资源，努力地与当地人交流、交往；而美高学生在这时却显得更为理性与沉稳。
然而，在美国生活了七年之后，杨文曦并没有变得美国化，她反而感到有些厌倦。她说自己可以融入美国社会，当然需要付出一些额外的努力；然而她宁可选择不融入，选择一个中国人的社群，选择一种更为自然而然的生活。最后，与许多西北的中国毕业生一样，她去了香港的花旗银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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