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松

　　经济观察报：每个商学院在教学上都会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比如有的擅长案例教学，有的在某一些领域有自己独到的研究，中欧在教学上的特色是什么？

　　张维炯：我们的特色就是国际化。我们办学目标就是要培养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的企业家。国际化有几个含义：

　　一个含义，就是我们的学生。我们40%的MBA同学是国际学生，我们有EMBA国际班。第二个含义是我们的老师非常国际化。我们的外籍老师比例香港的学校都没法和我们比。第三就是管理国际化，我们院长有外方院长，有中方院长，我们的主任有外方主任，有中方主任，我们的员工有外方员工和中方员工，这是我们非常明显地区别于任何内学校的一个特点。

　　经济观察报：中欧的多学员，很多本身都是已经做了好多年企业的，现在各个领域都做得比较成功。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吸引到商学院来呢？

　　张维炯：正因为他做得成功，他还想做得更成功，因此，他就需要有地方、有人来帮他讨论，他今后怎么做。这批人一定会到商学院学习，这个需求是经济发展在竞争当中自然形成的。企业做得越好，这个老总越是高处不胜寒，他在自己企业里没有人讨论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在自己企业里，别人都对他惟命是从，他那个时候就感觉越危险。到我们这儿(商学院)来就那完全不一样，比如伊利老总潘刚和青啤老总金志国是一个班的，他们就会互相切磋，指出彼此企业管理方面的不足。

　　经济观察报：上MBA的学生和不上MBA的学生在管理上、在业绩上有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

　　张维炯：你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这个也是我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可以这么说，比尔·盖茨大学没有毕业他就去创业，你说大学有用吗？我只能这么说，如果说你拿100个企业家来看的话，100个企业家都会犯错误，受过商学院教育的人犯错误的比例一定会比没有受过商学院教育的人犯的错误要少，而且少很多。但是企业成功的因素有很多，没有经过商学院学习的人也非常成功，没有上过物理系的爱因斯坦，他也会成为最最出名的人，所以真的很难说商学院到底有多大作用。我只能说反过来说，就是你上过的人和不上过的人，大家犯错误的概率是不一样的。

　　经济观察报：管理学是与实践结合最紧密的学科之一，中欧商学院的老师除了学术研究之外，对于他的实践这块有没有要求？

　　张维炯：我们鼓励老师做中国的研究，鼓励老师去参观企业，到企业里去做咨询。我们在选择老师的时候，你如果说没有这个心，考虑你的概率很小。我们讲课面对的都是有经验的企业家，比如我们讲市场，可口可乐公司的市场销售总监坐在下面，我们讲财务，宝钢的财务总监在下面，我们讲人力资源管理，上汽集团的人力资源总监坐在下面，他们绝对都是这个行业里面最有经验的人，你怎么给他们讲课？所以我们鼓励老师一定要到企业去了解情况，我们为此也会提供很多帮助。

　　经济观察报：中欧的定位是一所国际化的学校，但它又是一所中国的学校。如何把本土化和全球化结合在一起？

　　张维炯：我们的学员经常碰到这样的现象：上午这节课是中国老师上的，下午这节课就是外国老师上的，今天这节课是西班牙老师上的，明天这节课是澳大利亚老师上的。这个就是国际化。这里面国际化的思想的冲撞、碰撞，这种环境我们已经有了。

　　但我们也鼓励不同国家的老师研究中国的情况。这些不同国家的老师很有意思，他们研究中国的情况时，视角就完全不一样，同一个情况中国人看着是这样，美国人看的是这样，法国人看的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同一个案例由不同老师讲出来，也不一样，其实我们是以非常国际化的平台来讲中国问题。

　　经济观察报：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快，变化也非常多，那么管理教育是不是也要随着经济形势变化来做一些更新？

　　张维炯：是的，我们经常根据不同的要求在调整课程，但它要有一段时间准备，每年我们总有几门课程在调整，比如说十几年以前，我做EMBA主任的时候，我们经营管理的课程很多，市场、生产经营、财务运作，这个是主流课，但现在就有些变化了，组织力、领导力、企业文化，这种课都有需求了，我们就要逐步调整。

　　经济观察报：课程更新率大概是多少？

　　张维炯：不多，就是1/10吧，不会超过1/10，因为学术这个体系不能巨变，我们在稳定的发展过程当中做调整，那是比较合适的。

　　经济观察报：这次就是金融危机以后，外界认为商学院过多地注重技术层面的培训，对管理者树立正确价值观上贡献很小。

　　张维炯：正确商业价值观应该说是我们要注重的，但是你想想看，一个价值观在什么时候形成？在商学院形成的吗？他在初中、高中、大学初的时候，整个阶段它就形成了，你说这个东西是我们商学院的责任吗？我们商学院应该要做这个工作，但是我们整个教育，还有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都需要调整，这个要挖挖根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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