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袁铁成 马鑫

　　钱复，身背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曾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的英文翻译，后担任过台湾当局驻华盛顿的代表，现为“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

　　75岁的钱复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说，他的半个世纪人生都花在了美国上。他说，“在美国各方面的朋友数不胜数”。提到美国各界当前的知名人物，钱复也能对他们并不为外人所知的底细如数家珍。

　　选择影响路径

　　钱复对美国政治和外交的运作，有自己一套认识。他在接受采访时开口便说，他半生处理美国事务，但从来没有指望说有一个捷径。“要想对美国产生任何影响，不能单从政府一方面入手，否则你就会常常受到挫折。”他说，“我写过两本回忆录，其中一本中有一章，我自己现在看我都想哭，就是我在美国和美国人谈判经贸的事情。”

　　对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运作，钱复有这样的描绘：美国的政策总是先从学者那里出现，然后，学者通过媒体公开表达出来，并进行讨论，再引起国会议员的关注，再由国会听证，进一步讨论和研究，紧接着则是由国会向总统施加压力，要求总统作出反应，随之，美国行政当局的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等纷纷跟进。“总之，美国决策先从学界开始，再到媒体讨论，再到国会注意，再到总统制定和执行。”

　　“要想影响它，你就要从根本着手。”钱复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对美国大学和智库的教授和学者，都必须建立很好的关系，要让他们懂得中国是怎样的一个情形。

　　了解美国决策过程

　　钱复说，美国任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一般都要经过4个阶段。

　　首先，教授学者阶段。他说，美国学者往往提出问题、提出理论、提出见解，也提出政策意见。然后，他们会把这些理论、政策意见写成文章或者写成书在课堂上讲授。上过课的学生都直接受他们的影响。

　　这些人毕业后，有的从政，有的从商，有的进入媒体。在任何一个时候，比如他们接触到与中国汇率有关的问题，他们首先就会去找当初老师教给他们的内容。那时，老师的书就即刻洛阳纸贵，大家都来炒作，就会通过媒体影响到国会，再由美国的国会施压政府去制定成政策。

　　上世纪80年代初，钱复曾代表台湾当局与美国就烟酒开放问题谈判。美国威胁说，如果台湾不开放，就祭出“301条款”进行制裁。钱复说，美国跟台湾当局谈的是烟酒，但制裁的则是其他“最要害的”。“明明是黄狗吃屎，但遭殃的是黑狗。怎么办？如果不接受，下次开出的条件更差。”

　　钱复说“天下没有第二个国家的政府是如此蛮横的”。同时，他也谈到，美国的教授和学者比政府的人要讲道理，“你只要真的能够说服他们，他们就会把你的意见写入他的作品，写入他的专著，写入他的讲义。”

　　这样做产生的影响力非常巨大，无论是学生，还是媒体，都受他们的影响。国会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也看这些书籍。钱复说，假如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如果这些人众口一辞，都说中国没有操纵汇率，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说服专家学者的前提是，你说的这些话都要言之成理，否则，你没有办法和他们谈，他们也不理你。

　　其次，媒体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在哪里，很多美国人并不知道。钱复说，于是，台湾就在美国花钱做广告。美国人喜欢看这个，而且有效。当美国对台湾的认知多了，就逐渐有人邀请你去演讲。钱复说，他曾有5周时间，昼夜不停，清早6点起床，早上演讲，晚上演讲，中午演讲拜会等等，大小城市都去。

　　再次，国会阶段。钱复说，美国的国会议员是真忙，不是假忙。你要约见，他没空，但你千万不能灰心。“你就和他的助理讲，到办公室等，等他3个小时，他会感动。他心想，这个家伙一定把我看得很重。心诚则灵。这以后，你找他什么事，他都乐意接待。”

　　钱复说，“诚”的结果就是，你自己不必说话，自有一批批的国会议员会替你说。不过，钱复说，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我和(美国)国会的关系就是靠点滴慢慢积累起来的。”钱复与美国众议员议长吉姆·莱特的友好关系持续了20年。

　　最后，政府阶段。按钱复的说法，从方法上看，做美国政府部门的工作，跟做智库、媒体和国会的工作差不多，都是要“交朋友”，慢慢积累。他说，他知道美国政府里会有一批人将来做官有希望，于是就先跟他们交朋友，固定两三个月举行一次家宴，宴请美国政要或明日之星。他说，前不久刚刚再次访华的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他在奥氏做学者时就与她建立了友谊。

　　没有定律

　　一般认为，研究美国最有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以色列、俄罗斯、日本和台湾地区等，但钱复认为，台湾地区现在研究美国的水平还排不到世界前两名，反而觉得大陆的对美研究排名应该很靠前。

　　4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际关系学院金灿荣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中国研究美国的水平目前在世界上是靠前的，有优势的原因在于中国几千年形成的思维与文化，不过，真正对美国最了解的还是英语国家里的几个大国。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对美研究上存在后发优势，但也存在难处，特别是意识形态与制度上存在的差异，使得中国在一些层面上无法深入了解美国。钱复则认为，对外交往实际上是没有学问但又是学问极高的东西，既千头万绪，又没有定律，研究美国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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