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好像两个赛跑选手在各自的跑道上向前冲刺。大家都应该做的是努力跑得更快一些。但是，如果一名选手自己停了下来，还想办法阻挠另一名选手向前冲，那这就是我所不能接受的。”2011年11月13日晚上，在美国政治顾问、Ashcroft集团联合创始人茱莉安娜·格洛弗为访问美国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举行的家宴上，柳传志端着红酒杯，借助自己的翻译对三位美国政治家说。参加这次在华盛顿的简单家宴的美国政界人士包括克林顿政府白宫幕僚长马克·麦克拉蒂等人。

　　同所有美国政治家、经济学家与中国企业家、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们共同参与的聚会一样，华盛顿的这栋别墅中充满了关于人民币汇率、美国经济复苏与就业问题，以及大选前夕关于中国的辩论这些话题。作为代表团团长的柳传志则鼓励代表团中的企业家们说出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真实看法。柳传志的真实看法正是：美国应该专注于解决自己的问题，即劳动力成本过高的问题，而不是紧紧盯着中国的人民币币值，希望借助这种方式来解决美国的问题。

　　在2012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的辩论中，中国被画在了靶心，成为人人意欲击中的目标；而在这场华盛顿的小型宴席上，柳传志是靶心。虽然自己使用英文交流有问题，但是他表现出的强烈的与人交流的愿望，以及他代表的联想集团是到场的美国人最熟悉的中国公司的事实——尽管他在到美国之前，刚刚宣布辞去联想集团的董事会主席职务，让他成为交流的中心。最多时有五名美国客人和三名中国客人围着柳传志，听他借助自己的国际秘书来回答提问、分享看法，听他解释为什么中国不是一头自私的怪兽，而美国也有自己的问题。

　　一位美国客人严肃地问柳传志：那么请问联想集团在中国大陆的零部件采购是否在扩大呢？这个问题背后的含义是，联想集团是否也像很多跨国公司如卡特彼勒等公司那样，在向中国转移其订单、采购与工作机会？柳传志的回答让他意外。柳传志说，如果从总量上来看，联想集团在中国的采购的确在增加，但这是因为联想集团的业务在过去几年中迅速扩大，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PC制造商；但是，从比例来看，并无变化，举例而言，CPU仍然来自美国的英特尔，硬盘仍然来自泰国的制造商。

　　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柳传志对侧身聆听的美国政界人士说，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观点。他说，联想集团收购IBM　PC业务之后，在美国仍然保留着将近3000名雇员，“这些雇员中，一个普通白领的工资是其在中国的同事的6倍，蓝领工人的工资差距要更高。联想集团在并购之后，本来可以继续裁员以压缩成本。但是联想集团没有这样做，因为公司可以找到其他节约成本的方式。而且因为联想集团业绩的高涨，公司还给这些雇员都涨了工资。”

　　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柳传志补充道：“但是我们不能保证其他公司也这么做。因此，你们的人力成本是一个大问题。你们必须考虑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如果美国精英们在解决自己高昂的人力雇佣成本方面无所作为，仍然希望通过对中国和其他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限制，把就业保留在美国，那么，这就无异于一名不通过努力让自己跑得更快、反而试图阻挠其他跑道上的对手的跑步选手。

　　这个比喻和他表现出的好辩让他自己兴奋不已，甚至在离开好客的主人家之后，柳传志还在回忆自己同那些美国政治家们的争论：“你说我讲得对不对？一下子就让他哑口无言。你自己的问题解决不了，整天去挑人家的毛病？”

　　这一刻的柳传志展现的是他的另一面，不是侃侃而谈联想集团的国际化或者联想控股的宏大蓝图的商业教父，而是一名对中美关系和世界经济局势有自己看法的中国精英，就像写作《日本可以说不》的盛田昭夫一样。他认真地对愿意听他讲话的美国智囊机构成员和政治家们说：劳动力成本过高是美国的问题，而欧洲的问题在于过度的国家福利，中国也有自己的问题，但是在他看来，美国和中国政府都有强烈的意愿来修正自己遇到的问题，而欧洲很多国家的政府则缺乏系统性的应对变革的准备。

　　在一场为期12天的访问美国的旅行中，柳传志的角色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的团长，也是最自然的首当其冲的发言人。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几乎都是中国商业世界最知名的人物，其中包括复星国际的郭广昌、河南建业的胡葆森、万通地产的冯仑、中坤集团的黄怒波、龙湖地产的吴亚军、TCL的李东生等人。他们领导的公司据称代表着中国经济总量的4%。他们在出行前就受到了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和中国外交部一位副部长的关注。而在美国的日程则是和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关系委员会这样的智囊机构的会议，同前国务卿鲍威尔和奥尔布莱特的谈话，以及同大公司的领导者如摩根大通的CEO吉米·戴蒙、FACEBOOK的CEO马克·扎克伯格的讨论。即便这个代表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柳传志习惯性的开场白仍然是：“我们是一个真正的老百姓的代表团。”自从年初在白宫被奥巴马总统与胡锦涛主席接见之后，柳传志可能还从没有如此密集地在美国出席过这么多地会见与活动，也没有对美国人发表过如此多自己的见解。而且，他可能也从未如此直接地表达过自己对这些大问题的看法：中国的改革、中美关系以及企业家群体的角色。这是与以往不同的另一个柳传志，热心地同我们分享他作为一个观察者的观点。

　　访谈

　　问：你为什么会愿意来做一个NGO(即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领导者？

　　柳传志：冠冕堂皇地说，你也看见了，企业家本身确实需要有一个组织能够代表商业群体向政府、向老百姓发出正气的声音。

　　我觉得正气还是挺重要的，要让老百姓觉得，中国不是一个无商不奸的国家，还是有一些企业家在追求理想。企业家群体确实是在国民各个层次中非常重要的群体，它最需要这个国家的安定，它也是这次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和推动者。这个群体本身是不是有正气，跟整体社会状况是有关系的。所以咱们确实是需要一个良好的组织来发出这种声音。

　　问：它对你的时间和精力占用多吗？

　　柳传志：不多也不算少。我现在家里头还有地要种，就算多；没有地要种，就不算多。家里面事儿没布置完呢。我布置完了，就不用管，到时候有人查就行了。没有全布置完的时候，出来时间长了，心里就会有点着急。这个时候，我刚把联想集团辞了，正是调兵遣将的时候，再过一年多两年，我就会好一些。

　　在整个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里头，我估计大多数人还是比较忙的。我参加的另一个组织泰山俱乐部，那里有一半人是闲的，都是大家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不太想干活了。包括史玉柱这样的，算半忙状态。这个组织的人还都是积极要求上进啊，都还是比较忙。

　　问：作为一个群体访问美国跟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来访问有什么价值上的差异？你之前也来过很多次，包括跟奥巴马总统也见过。

　　柳传志：大家单个来，都是跟自己商业活动有关的事儿。没事儿谁会专门跑过来见美国政府和NGO。除了沽名钓誉的人，没有人做这个。但是一个群体不一样，因为这个群体本身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告诉人家中国企业家群体是怎么样的。我估计没有谁会有很直接的商业上需求，但可能会给今后带来新的商业机会，在了解了这个群体、认识了些人之后。这些企业家本就已经到了一定的境地，有了一定势能，不会为太急功近利的目的来。

　　问：那它有带给这个群体和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人价值吗？你刚才讲的很多更像是在尽义务一样。

　　柳传志：你说尽义务的话也挺对的。但是首先，其实大家尽义务也尽得挺愉快。这次我们到美国同时受到了中国和美国两方面的重视。驻纽约公使、驻联合国大使和驻美大使馆公使都会见面接待，在美国也是跟包括前国务卿鲍威尔、现任商务部长、芝加哥的戴利家族等人见面，这也是作为一个群体才能享受到的。说实话这种尊重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了。

　　第二，企业家俱乐部里大家在一起，都感到很愉快。大家平时接触的时间少，通过这个机会能多一些接触。就比如有天晚上，大家在一起喝了一场又一场。这也是愉快。弄得不高兴，谁会跟谁喝了一场又一场？

　　问：你觉得类似的企业家组织如何能给群体和社会带来价值，而避免沦为单纯的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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