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首先你得把目标定起来，我们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开展什么样的活动。你按目标做，就避免了。有的俱乐部，结构松散，实际做的时候跟说的不一样，就肯定免不了沦为社交。有的组织就明确说，我们就只是个内部组织。比如泰山俱乐部，原来老的秘书长在的时候，老想向外发出信息，结果被我们所有成员开会否决了，否决了以后，就把会刊给撤了，每次开会的内容全改了，变成了现在一个以联谊为主的组织。欧美同学会也是封闭的组织，就是为了内部提高各自企业管理，或者抓住商业机会。有的组织封闭也是为了在内部大家随便发言，方便说话。

　　问：这次和之前在同美国政商界的接触中，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有哪些是你不能接受的？

　　柳传志：我跟商界的接触还比较多。美国商界人士关心的都还是比较实际的问题，不太存在太大的宏观的问题。宏观上的问题，比如跟美国政界人士这次的接触，我们都尽量避开这些事情。

　　至于说人民币升值与否这些事情，我们肯定稳稳当当中国自己做，不愿意让人家逼着做。人民币如果把将汇率降到5，肯定会在中国引起巨大的反应。我是特别主张以消费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所以我现在新进入的产业，全都是消费为主的产业。说实话目前人民币升值对联想集团几乎没什么影响。因为联想集团既在国内采购向国外卖东西，也在国外采购向国内卖东西。我们还有一个很得力的CFO，所以，我们的外汇挺平衡的。但整个国家肯定受不了。那么多人靠制造业吃饭，你要愣做，能行吗，那不是给我们找麻烦吗？它肯定会激起中国老百姓包括商界人士对外国人的极大反感。谁也不愿意被人逼着怎么样。

　　再有一个就是，就中国政府而言，我觉得，中国政府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不相信政府真的就是没事儿老要给美国找刺儿。

　　所以不要总是把我们当假想敌。这也不是我们愿意的。

　　当然我们也犯不上跟人较劲儿。但是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把代表老百姓的这种想法，跟他们讲。我觉得他们会很尊重我们的意见，因为我们不代表官方。但你要说的口气过硬，没准人家又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背后有官方背景。

　　问：你在跟前财长鲁宾等人会面时都提到了黄怒波在冰岛购地的事情。这件事情出乎你的意料吗？

　　柳传志：当然。这也是我们不愿意的。我觉得，总体上美国媒体的负责人，特别是像《纽约时报》这类政治类报纸，都对中国不是很有好感。主要还是不了解。

　　1997年，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来采访我。那时候联想在国际上影响很小。他跟高官似的，他把腿这样翘起来跟我说话。他这么着跟我说话(做出模仿动作)。所以我马上也把腿翘起来。这样大家在一起还谈什么，甭谈了。那时候，我觉得这真是一个老帝国主义者的嘴脸，一副瞧不上。他可能没想到接下来这些年中国的发展还是挺快。

　　我特别希望媒体能够多去听一些中国民间代表的意见。当然，他们可能更听得进去于民主人权人士的话。其实我有一个观点我觉得挺重要的。中国是需要改革与改良，把我们的价值观中一部分和普世价值有矛盾的，逐渐变成大家有共性的理念。但这里面有个逐渐的过程，就跟外汇似的，砰一下拧过来，老百姓接受不了，就会出事。打比方说，我上次在中欧商学院说，欧洲竞争力的衰退是因为过度福利化，这话老百姓肯定不爱听。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

　　我是特别希望中国的空气湿润，也是特别注意老百姓生活的。我还真的是属于企业家里面很关心这些问题的人。有些社会学者的观点，我很能接受。要改革、改良，你得改，不能不动，但是也不要非得往革命的方向走。

　　问：张维迎教授说过一个观点，民企到海外投资，一个不利因素是中国在海外的国家形象，它会让媒体和公众认为这些企业背后就是国家。你认同吗？

　　柳传志：部分认同。首先因为政治体制的不同，使中国的形象成为异类。这样即使我们做的同样的事情，他们也要加以小心。他们觉得，在民主国家，选出来的领导人一般不会作出特别出格的事情，而当不是民主形式的国家做出同样举动的时候，他们还是会特别予以小心。

　　第二，也是由于中国经济在发展的同时，政治和社会的改革不同步，造成了商业诚信的缺失。西方人的思维本身就会对我们加以小心，加上我们改革又不力，这个时候，往外走的企业就容易遭遇别人的信任危机与误解。

　　但我相信像联想这样，在并购IBM　PC成功之后，能让海外员工的感觉还特别好，而且越来越好，对改变中国形象虽然起不到大作用，但聚沙成塔，也会有用。当我们的企业真的要去并购国际企业的时候，在达到商业目的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企业形象。大家都这么做，它就会好一些。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只注意到并购之后如何节约成本，裁掉多少员工，把工厂往中国搬，愣这么做，就会出问题。

　　问：你碰到的西方媒体和西方普通人，还会有人认为联想背后是中国政府吗？

　　柳传志：上次德国《明镜》周刊的一个记者这样问过我。他很明确地问我，你们是国有企业，你们会不会做出什么对客户有害的决定？我就告诉他说，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化公司。在我们的整个公司股权架构中，大股东占的股份是三分之一，而在大股东里国有股权也只有三分之。在联想集团里，从董事会、管理层到普通员工，任何人都不会相信我们会做任何违背商业道德的事情。当时在场陪着我接受采访还的有一个联想集团的欧洲员工，是联想在欧洲的资深营销总监，她也觉得很好笑。

　　问：即使像联想这样的公司，还会有一个那么有名的杂志的记者来这样提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解？

　　柳传志：不了解中国的人还是很多。其实那个记者会说流利的中文，对中国还是比较了解的。我们做很多件遵守原则的事情，但只要有一两件事情违背了原则，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具体举例说，比如朱新礼的汇源果汁被可口可乐收购的事情被商务部否决掉，这会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和形象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

　　因为一件两件这样的事情，就会引起人家很多很强烈的想法。

　　话说回来，《明镜》周刊虽然这样问，但总体还是友善的。为什么？因为我透明。我在公司内部真的是很透明，包括财务都很透明。除了我正在准备的人事变动和收购等属于我们的最高机密和联交所规定不得披露的信息之外，我没什么可保密的。除了这些之外，企业要做的事情，我基本全是分几步走都说清楚。对竞争对手都很友好，我就是要这么做，分几步，咱们来竞争，没有什么特别要保密的。海尔和华为都不像我们透明。一不透明，你说的话，人家就可信可不信。

　　我的目标未必多崇高，但我真的按着目标做。我只是说以产业报国为己任，后面说要赚钱，这些话都是真的。也别唱高调，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就能透明。以前有人跟我说过距离产生美什么的，但我一点都不觉得距离产生美。很多人觉得距离产生美，是因为他说的和做的不一样，不让人看见你真实的做法，像皇帝那样，天威难测。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真的是一种当皇上的感觉。所有我下面的人都不知道我心里想什么，都在猜测，我的权力确实大到任何人都心里害怕。但是我希望把企业做成一个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你要跟人家产生美，谁跟你一起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做啊？

　　按说我的能耐我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但是我是坚决不做。我有很多次机会，但我是坚决不愿意往这方面调。毛泽东到最后也是这样。谁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怕他怕的要命。他舒服吗？其实他并不舒服。我是求了一个真正的舒服。我们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在一起开会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畅所欲言，可以表示不同于我的意见、跟我辩论。他们是真的有主人的感觉。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特别说明：由于各方面情况的不断调整与变化，新浪网所提供的所有考试信息仅供参考，敬请考生以权威部门公布的正式信息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