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房子和旧房子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转型期的中国?
冯仑:转型相当于什么呢?旧体制相当于一个老房子,新体制相当于未来一个新房子。在我看来,过去30年就是两件事,一个是对旧房子适当装修,贴个墙纸,窗户擦干净,这叫在旧的框架内适当收拾收拾。另外呢,派一部分人在外边搭新房子,这个新房子叫市场经济。
现在新房子里有多少人?改革开放以来有八千万的公务员(微博)去建新房子,有个名词形容这个行为叫“下海”。现在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大部分都直接到了新房子,少数考公务员的进入到旧房子。现在看,新房子里人已经挺多了,旧房子呢,还有些人,比如说岁数大的长期依赖旧房子体系,他们对旧房子还是比较留恋,因为旧房子塌了,他也就完了,而他在新房子里没有安身立命之处。
接下来改革其实就是怎么让旧房子里的人尽可能安心,同时保证新房子建设和一系列运转应该越来越顺畅。旧房子里的人就踏实了,在旧房子里,暂时还可以,万一去新房子呢,新房子的人也接纳,至少孩子在新房子里。
比如说家长发现小孩在做生意,他就挺踏实。为什么?他家有人在新房子里面,他老了以后,就能跟着孩子住了。因此社会转型,实际上就是新房子和旧房子之间的一个博弈和游戏。领导要做决定困难的地方,在于什么时候让老房子里的人,干脆一下全搬到新房子里,但还不至于在搬的过程中,旧房子塌了,把他们砸碎。另外一个要做的决定就是旧房子把最后一根梁抽掉的时候,自己还能够去管理新房子,别等最后一个梁抽掉以后,新房子里没你事儿,领导者要考虑的是这个问题,这叫决策者的困境。
新房子和旧房子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民众、社会、领导考虑的核心问题。有时候老房子闹腾了,没办法,从新房子里拿点材料过来,加固老房子,这叫倒退。有时候发现旧房子里实在混不下去,还得建新房子,又把一些东西释放出来,比如市场化,就叫改革开放。
社会不停地这么倒腾,现在倒腾出点眉目了,这是我比较乐观的地方。大家现在慢慢发现社会不能走极端,最后都变成了“中左”和“中右”,不是“极左”和“极右”。一个社会要想直线往前走,你会发现只能是一脚左一脚右,而且都是一脚微左,一脚微右,才能往前直线走。如果是一个跛子,比如一直往右拨,走了半天,发现是打转的,你老往右摆,跛到最后是一圈,什么也没动;或者你往左跛,跛了一圈也没用。
因此,社会的理性和进步就表现在时不时中左,时不时中右。
一个社会,在面临转型时,领导者的理性就是把社会控制在中左、中右上,然后直线往前走,千万不能失去控制,否则就进入一个万劫不复的乱循环,社会就必须死人,最后就会崩溃。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当下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大行其道的局面?
冯仑:大家就容忍一段时间吧,这相当于社会出了一个疹子,物欲横流也就是一段时间,政府也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希望开始重塑国民精神。其实台湾曾经有一个术语叫“重塑国民精神”和“国家价值观的重建”。
针对这些问题,不在抱怨,而在怎么重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超级意识形态的国家,每一个国民都植入了政党的意识形态,随着改革开放,这四化的出现,在我们脑子里拿出了一部分,再填回些东西,这就叫作国民价值观的重建。
填什么东西呢?对照周边的四小龙也好,包括大陆手足的台湾,我去三十多次台湾了。其实能填的东西,一是中国文化传统,儒家传统;二是本土的宗教,所谓本土宗教。比如说像台湾的土道教和佛教,台湾四大道场,影响台湾大概一半人口。证严法师的信众有400万人,台湾一共2300万人;这些是我们价值重建时,脑子里可以塞进去的东西。
现在的问题是应该非常积极主动地来安排价值观的重建。首先是民间的重建,比如偶尔修修佛,学学国学,我先让自己的灵魂有个地方安顿,至少价值观是统一的。人闹心的是价值观不统一,昨天之我和今天之我交战,这件事是一个价值观,那件事又是一个价值观,天天心里闹腾。
中国政商关系是一个悲哀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有过从政和经商经历,如何看待中国的政商关系?
冯仑:中国的政商关系是一个很悲哀的问题。最近我在看一本书,叫《革命与生意》,讲辛亥革命一百年,民营企业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结论是民营企业毫无出路。这一百年,民营企业始终面临两个博弈,一个是商品市场的博弈,比如说卖水、卖药、卖肥皂、卖衣服,以及以此展开的优质服务,从而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另外一个博弈就是制度性博弈,就是体制博弈。这一百年我们经历了4次社会制度变革,平均25年一次。一个民营企业好不容易熬个十几二十年,换一个制度,就死了,很少有民营企业能穿越一百年,真是步步惊心,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一家民营企业从1920年代穿越到今天。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民营企业苦恼的是,又要卖商品,又要选择制度化,这事累得慌。
举个例子,30年代,一帮海归精英,学化学的博士,做了肥皂,在市场上已打败了联合利华,人家退出了中国。但这个企业经历了抗战、国共内战,还有社会主义改造,企业被折腾死了,然后联合利华又回来了。人家的制度没变化,就是私人产权和市场经济。在市场上输了,无非就是退回去,产品再研发,时机成熟再回来,不需要研究制度博弈,只需要研究市场博弈。
我们现在的民营企业,两头都得研究。我跟一些老板谈事,前半截都是谈市场,后半截自觉不自觉地都落到谈体制,谈领导人更替,这事哪有谱儿啊,咱哪懂啊,但不谈不行。因此,政商关系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死结,阻止民营企业发展的不是商品竞争,是制度博弈。我觉得如果一种体制能稳定一百年,一定会有百年民营企业。
人物周刊:改革开放以来,国进民退和民进国退一直是博弈的状态,作为民营企业家的一分子,你如何看待民营企业的这种生存状态?
冯仑: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三句话可以概括,叫小姐心态、寡妇待遇、妇联追求。所谓小姐心态,就是做生意,客户为王,客户要求什么,就做什么,什么姿势都伺候,最后买单给钱就行。第二,的确没人疼没人爱,上面没人,这就是寡妇待遇。就拿航空业来说,国企困难了政府注资,民营的破产了,人就抓了起来。第三,有理想,做一些贡献,还希望能够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对环境负责、照顾好员工,这叫妇联追求,我们还是好人,得有一颗好人的心。
另外,民营企业现在解决国家70%就业,上缴50%税收,创造50%GDP和超过 50%的公益捐款,但是只拥有或者支配了30%的公共资源,这个状态需要改变。政府如果需要发展经济,民营企业这块,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进行任何学术讨论,给了30%的阳光就灿烂到安排70%的就业。现实和理想总是有差距,近一段时间,民营企业发展空间在收窄,民营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也不是很清晰。
人物周刊:学术界目前说改革已经走到一个分水岭了,你的观点是什么?
冯仑:改革不是一个抽象的事,就是要使市场经济更有效率,市场效率体现在交易成本、交易速度,另外体现在能否对企业家的创新进行定价。简单说扎克伯格,28岁,300亿美金市值,资本市场就给他定价了。李彦宏是美国资本市场给的定价,不是宣传部门宣布的。
如果交易速度越来越慢,交易成本越来越高,这就叫倒退,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
人物周刊: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细胞,你是一个细胞的首脑,你觉得现在效率高了,还是低了?
冯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我卖一套房,以前我跟刘总谈完了,下午就签约了,最多一天。现在我们每一个客户,政府要两到三周才批完,审批完才能签约,所以一单交易都得20天,过去一天的事现在需要20天。现在的交易速度非常缓慢,交易成本极大提高,从这个角度来说,市场效率降低了,意味着改革就必须重新提到日程上来。
人物周刊:生存环境在变恶劣,民营企业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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