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穿着一双皮子褶皱了的传统英式洛克鞋，坐在上海办公室的“总统桌”上，下意识地摆动着垂下的双腿，向对面的记者发布他3月6日全球首发的《胡润全球奢侈品富豪榜》。

　　“这上面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因为茅台还是国有企业，但是中国消费者对全球奢侈品行业来说已经是最重要的。我们做这个排行，是想让你们知道，你们每次买奢侈品，是把钱给谁--就是给了他们。”这场临时决定的小型发布会，在这样的“胡式幽默”中开始了。

　　白衬衫，深蓝色西裤加黑皮鞋，是胡润的典型装束。他还如10多年前刚来中国时一样，一脸的年轻活泼。胡润用流利的中文工作，只偶尔冒出一两个英文单词。如果不是衬衫袖口上的米字旗袖钉，几乎让人忘了他还有另一个故乡。事实上，和典型的英国绅士一样，他很重视家庭和荣誉，在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放着上海“白玉兰纪念奖”奖状，还有太太及3个孩子的照片。

　　这位1970年出生在卢森堡的英国青年，不到30岁时，就因为他的榜单而在遥远的中国成为搅动媒体大战和社会舆论的名人。有人把他封为“中国民营经济教父”，也有人认为他是来中国走穴掘金的“榜爷”。尽管被公认为很善于包装和宣传自己的榜单，但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榜单背后的胡润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寻找看不见的有钱人

　　摄影师镜头前的胡润，有掩饰不住的拘谨和局促。一名员工只好做出“骑马舞”的动作，在一旁试图把他逗笑。13年来，他似乎还没有学会如何自如地成为一名公众人物。

　　在前任员工张娜的眼里，43岁的胡润就是一个大孩子，行为举止毫无生意人的严肃，似乎没什么烦恼，又好像从来不会生气。成天面对富豪，他的穿着打扮也不太讲究，有时候毛衣起球了，还是在员工们的提醒下才去更换。

　　同事们都随意地叫他的本名“Rupet”。在大学学中文时，有个台湾老师给他取了第一个中文名字“胡如佩”，但胡润却很不喜欢，认为“太传统了”，于是他给自己改了一个名字--胡润。对各类富豪发家史津津乐道的胡润，面对《财经天下》周刊谈起自己，觉得这个故事应该叫《我和胡润》，即一名普通英国青年Rupet如何变成中国“胡润”的故事。

　　在了解胡润的人看来，他身上既带着传统英国人的保守，又有全球化时代年轻人特有的打破常规的冒险精神；既带着理想主义色彩，又颇有清晰的头脑和现实的眼光。

　　1990年，胡润作为一个进修生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微博]校园。回想当年为什么要学习中文，胡润说，这也许是年轻人自我挑战的一个表现。“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如果能把中文说溜了，那简直太牛了。”读书时胡润找了一份实习工作，在一家外资公关公司为亚运会做中文媒体剪报。在那个许多人以为公关就是“坏女孩去卡拉OK服务”的年代，胡润就已经开始接触中国最早的媒体和公共关系了，而这家公司就是爱德曼国际公关(中国)的雏形。

　　胡润的父母是一对普通的英国青年，也是在同样不到30岁的年纪，他的父亲来到卢森堡创立了一家六七人组成的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生活平稳而富足。祖父则在英国的联合利华办公室工作了30年。父辈的经历对胡润有很大的影响，尽管他喜欢语言和历史，但大学毕业后，他还是带着现实的考量，进入了当时全球五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

　　“许多人可能都有创业梦想，但大多数还是先找一份好工作，然后等待一个时刻，我也一样。每个人的创业时刻不太一样，这个时刻可能是上帝送你的。”在老老实实工作了7年之后，年轻的胡润心思再度活泛起来。当时，美国的硅谷正在掀起创业狂潮。

　　多年以后，在讲述自己的“发家史”时，胡润总是说，百富榜这个概念来源于公司培训课上的一次开小差。当时在安达信上海办公室工作了两年的胡润，希望在离开中国前留下一份“作业”，“当别人问起中国是什么样的时候，我可以回答”。

　　“于是开始想关注人，想‘成功’这个词在中国该怎么定义。”胡润说，“家庭幸福？觉得太主观；税收高低？也很难说。最后决定用个人财富，因为这是可以用第三方公开数据来统计排序的。”1999年，胡润和两位大学生花了6个月的时间，在上海图书馆几乎翻阅了每期的《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首次披露了“中国最富有的50人”名单。

　　大学时，胡润特别喜欢历史。“看历史你会发现，一件事发生的偶然性太多。当天某个将军有点生病，国家就输了战争，整个历史的进程就改变了，就因为那么小的一个点。”1999年这份留给自己的“作业”，很可能就是“Rupet”走向“胡润”的那一个“点”。

　　反过来，历史上一个个看似偶然的独立事件背后都有其必然原因，“你可以说我现在也在做一件类似的事情，从一个个具体的人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时代变化。”胡润说。

　　在前任员工张娜的眼里，这份最初的好奇心，就和许多老外没日没夜地研究星星、动物一样，没什么区别，只不过胡润研究的对象和稀有动物一样神秘--中国最早的富豪们。

　　一位熟悉胡润的人士认为，胡润的成名，是由于10多年来始终亦步亦趋地紧跟中国发展的大趋势。2000年前后中国民营经济的崛起、财经媒体的大爆发，都为他的成名铺了路。

　　1999年的第一份榜单出炉时，恰逢新中国成立50周年。那一天，《金融时报》、《泰晤士报》、《财富》、《商业周刊》、《福布斯》等媒体都收到了一个英国小伙子发出的传真。

　　传真上写着：“我是安达信公司的一名会计师，在工作之余做了这份榜单。10月1日，新中国成立50周年了，如果以拥有财富的多少来定义成功的话，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最成功的人，他们的故事能让我们了解新中国50年的历史。如果贵刊有兴趣，请和我联系。”

　　“就像现在大家看朝鲜一样，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的首富应该是在领导层，没人想到中国其实已经有企业家存在，而我抓住了这个机会。”胡润说，《福布斯》第一个回应了他。

　　善于发现机会的胡润并没有在英文媒体的平台上止步不前。2000年，《南方周末》第一次以中文形式发布了胡润百富榜。从此，胡润榜单的读者群扩展到了数以亿计的华人。

　　“刚开始的时候，我一个人都不认识。”白手起家的胡润开始在中国寻找隐匿在民间的富豪，他通过上海外滩边一个楼盘广告上的售楼热线，找到了中国房地产界巨鳄、世茂集团董事长许荣茂。在一家麦当劳，对方很坦率地说：“说实话，我们不希望进榜，但如果要进，请务必排得准一些。”2001年，许荣茂以60亿元资产登上了富豪榜第5位。

　　这位一无所有的青年，知道如何开拓自己的人脉。在投入新事业之前，胡润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全球巡回演讲计划。他花了5个月的时间，自费到英、法、美等15个国家的20所大学。他给每一所学校的政治经济系和中文系打电话，推销自己的演讲。这些最杰出大学内的中国通，大多是国家首脑们的幕僚。当年轻的胡润看着这些资深教授们的眼睛，侃侃而谈中国企业家的时候，他坚定了要把榜单做下去的决心，“我感觉我是专家了”。

　　2003年，胡润在与《欧洲货币》合作的中国货币企业家峰会上，请来了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再次引发了轰动效应。其间，他通过上海英国领事馆的朋友积极运作，并在英国奔波了一个月。这一次，又让中国人看到了这位英国小伙子不俗的实力和丰富的人脉。

　　“引导煤老板变成新贵族”

　　2003年1月，媒体上开始不断出现这样的标题--“《福布斯》与胡润崩了”。但胡润当时的助手陈冰却回忆说：“胡润告诉我这一消息时是很平静的，在这之前和之后，他一直像往常一样工作，没有一点异样情绪。”

　　表面上波澜不惊的胡润，却是一个行动力极强的人。2001年，他不留退路辞去安达信收入丰厚的工作，第二年又让一句中文也不会的妻子来中国生活、工作，准备用榜单打开自己在中国的一番天地。几乎在与《福布斯》“分手”的同时，他已在香港注册了自己的公司“亚润智源”。胡润早就意识到，他需要摆脱《福布斯》的影子。

　　到今天，在属于自己的“胡润百富”办公室里，提及与《福布斯》的分手，胡润都要强调一遍：“我从没有在那里工作过，所以不是‘离开’，只是‘停止合作’。这对我很重要。”

　　他坚持自己独立于任何平台的撰稿人身份，并强调分手是因为“我要活下去”。一年3万美元的稿费，刚刚够这个一心想要做出名堂的年轻人租用办公室、聘请员工的费用。

　　“当时我名气已经很响了，可谁又知道我在上海时还不得不借住在朋友家？你想想看，一个31岁的青年居然沦落到经常睡在朋友家的地板上，这种滋味和挫折感好受吗？”这一年，胡润刚刚被《新周刊》等媒体联合评选为“2002年度新锐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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