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添加商业伦理和公共事务课，或许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当前在量化方法上的教学内容或许过多，但考虑到“大数据”、高频交易、复杂的全球物流，以及越来越强大的搜索算法，它们仍是不可或缺的。

　　挑战在于补充当前教学大[微博]纲的严谨性。管理人需要培养判断力，因为纯粹严谨决策所需的事实很少全部可获得。但管理判断(解决业务不确定性，为影响其他人的行动承担道德和社会责任)在支撑当前商学院[微博]管理教学的叙述中几乎没有任何角色。分析能力受到重视，判断能力成为牺牲品。

　　教授判断力并不是内容的琐碎转换。哈佛商学院一直维持着历史研究和案例研究，提供这方面的必要支持。因此，做不同的事情可能意味着恢复半个世纪前常见的管理培训的某些方面——在忙于为一切建模的过程中，后来人们忘记了这些方面。企业不仅对市场力量做出回应，也对价值观和原则、对社会期望和法律、对监管和专业行为准则都有所回应。随着严谨的研究成为教员职业生涯的衡量标准，要将这些考虑纳入教学大纲已经变得更难。

　　恢复平衡也意味着重新评估管理实践的内部话语。量化分析和具体数据或许占主导地位，但在应对一个海外投资项目的政治风险、一项研发突破的概率，或者是一家新工厂的影响时，对话也会包括观点和判断。

　　高管们有很多时间都是在用话语(而不是数据或量化模型)来说服别人，或者听取他人的劝说，表达情绪和愿景。交谈很重要。因此，或许商学院欠缺的就是，培养他们的学生话语技能，以补充他们成功传授的分析技能，使其人性化和社会化。的确，或许商学院最深层次的问题是，在非常全面地拥抱量化方法的同时，他们在不经意间给人这样一种错误印象：高管的判断力是无关的，一个编程良好的电脑可以更好地完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