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任远：实际上刚刚谈的是期货市场在中国整个市场当中的期货是很重要的一个领域，而谈到金融肯定大家能想到证券市场，证券市场主体部分包括期货、股票还有基金，那么在股票方面我相信大家都很感兴趣，在这次三中全会当中提到了一点，应该说是让整个证券界都为之振奋和欣喜，就是新股发行IPO将来要实行注册制。今天有幸请来中信证券首席分析师毛长青先生，他在中国证券行业研究领域取得的拙著成绩有一个荣誉奖项是新财富最佳分析师，毛长青是连续七年拿到这一个奖项，是您的一个光荣的历史，所以大家称为王老师为“中国农业研究第一人”，能不能帮我们谈一谈中国证券市场IPO注册制这样一种创新能够给中国证券市场和经济带来一些什么有利的地方？

　　毛长青：我是农大的学生，也算是回到母校。三中全会之后我觉得金融改革整个来讲还是比较超预期的，刚才主任讲的注册制，这个确实我们是没有想到会直接的写进三中全会的全文里面。我记得发布之前有一个哥们消息比较灵通，发布前一天给我打电话说注册制出来了是不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我说怎么回答呢，如果注册制出来对于中长期中国股票市场来讲是一个重大的利好，只能这么回答他，就是中长期来讲。

　　注册制是中国证券市场改革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整个金融市场，就是证券市场创新我把它分为两类，一类是体制的创新，一类中业务创新，体制创新这一块注册制是核心，如果是注册制真的能够推出的那么对股票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肯定发行的公司数量会增加，这是一个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就是上市公司发行的价格不会再像现在这样三高，三高这种现象会消失，这个三高消失的背后核心的是整个中国股票市场的流动性议价在下降，因为进入的壁垒、介入的途径越来越方便容易了，更市场化了，第三个变化是上市公司的治理会提高，因为未来上市公司的质量是交给市场进行监管，不再由证监会统一监管审核，实际上证监会很难审核，这些年我们上市公司出了多少事啊，今年查了一批上市公司的案件，所以确实可以提高整个上市公司的治理。

　　但是注册制不会很快推出来，首先要修改法，第二，中国投资者还不够成熟，他对价值的判断能力还比较差，第三，整个中国的证券市场的法制环境还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事后惩罚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如果是一个比较烂的公司将来它也通过注册制上市了，将来它怎么退出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对于中国来讲我觉得注册制可能需要一定时间。当然，中国推行出来的股票市场的注册制跟美国的注册制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应该说政府早期的注册制，就是政府对它监管审批会有一定的审批功能，证监会或者交易所有一定的审批功能，不会完全取消，这是对注册制。

　　另外，我也想就这个主题谈一下业务创新，因为我在证券公司亲身感受到我们所处的这个行业现在在改革创新的大背景下，证券行业是朝阳行业，未来有三大业务可能是发展非常快的：第一个，场外市场，场外市场可能发展速度非常快，现在大家关注都是场内的，未来新三板还有四板场外市场发展的速度，美国公司的融资超过80%的融资额是来自场外的市场，而我们完全相反。历来中国的场外市场，这次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到场外市场，就是多层次的融资渠道，特别场外市场会是一个快速发展，特别眼下新三板的发展会非常快，其实新三板实行的就是注册制。第二个，资产证券化，接下来5-10年资产证券化这块估计每年都会上万亿的业务规模，这可能是非常大的一块机会，无论对于银行还是券商来讲。第三个机会来自于理财业务，前面那两个业务说到底是融资的业务，后面这个是理财的业务，尽管中国的理财市场已经发展有二十年，但是实际上总的来讲它发展的经验还是在成长期的早期。这个市场的规模有多大？几十万亿的这么大规模，只不过中国现在理财的意识、理财的专业能力、包括我们现在理财的一些制度设计还不到位，将来这个市场空间发展非常非常大，这都是金融企业巨大的空间。

　　我们现在看三中全会之后未来十年中国的证券市场在改革和创新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昨天新闻说证监会上报资本市场证券化是10年10倍的空间。这次改革三大主要方向，一个是市场化，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注册制，是发现制度的市场化，第二个是法制化，就是监管，证监会将来主要的定位就在监管，建立一个好的法制环境，第三个就是国际化，国际包括国外企业如何进来、我们的企业如何出去、我们的钱如何出去，无外乎就是这两块，但是这两块现在基本都被管制，有限的开放，将来这块也会加快。当然，国际版不会很快放开，所以咱们市场所处这个点上是进入一个加速成长期的时间点。

　　刘任远：谢谢毛长青教授。刚才提到“理财”两个字，今年更多普通老百姓感受到理财的重要性或者靠的一个支点是什么？是阿里巴巴[微博]6月份推出的余额宝，使人注意到还有一个产品利率是活期银行存款利率的10倍，所以很多钱迅速涌入余额宝里去。我们普通人把钱放到支付宝，支付宝把钱转到余额宝，余额宝干什么事？它把钱投到基金，天津的那家基金公司里面去，天宏(音)，一下使它成为中国最大的基金。然后还造成什么联合反映？造成住房市场收益率的上升，债券市场不行了，所以真是一时激起千层浪。说到金融创新，来自于香港华联集团的董事长王春林，我不知道您对中国近几年金融创新的步伐有没有什么感受和体会？

　　王春林：刚才战总对我讲的话有不同意见，我再补充一下。刚才说国内的领导不可能成为企业家不是说他没有这个素质，而是很多条件限制他不让他成为企业家。打个比方，刚才第一个话题是期货，航运里面它是期指，大家知道波罗的海指数，因为它现在已经成为了经济方面的一个晴雨表或者是可以测量反映经济的一个。

　　刘任远：主要它反映国际经济的活跃度可能。

　　王春林：它的指数跟期货一样是可以买卖的，它是用来做对冲的。像我刚刚离开的这个公司，我们可以用所有的手段来规避风险、来对冲风险。一个，刚才常教授提到的，利率，利率我们可以跟银行做，我可以限定锁定一个风险，汇率，我们造船的话在日本日元这几年波动大，那我可以先锁定。航运的运价，前几年中国铁矿石定价中国定不了，现在大连交易所刚刚才开始，还是没有发挥很大的影响力。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恰恰是国企中国是有规定的，不可能做期指的买卖来对冲风险。之前我在国企工作处理过一个人，他是一个部门经理，擅自做期指，亏了几十万美元，公司就把他炒掉了。中远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大家都说国企怎么样，它做原油锁定时候把方向看反了，30多个亿，压力很大，当时还没有实现，只是虚亏，那已经压力相当大。国企因为它的东家是国家，政府是管着它，那政府又不是做生意的，管企业的高管他怎么能成为企业家呢，对不对？所以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回到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对于创新，首先我觉得我对“创新”这个词不懂，我问了我一个朋友，我说金融创新是什么意思？现在老在用，我不懂。其实我理解创新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我创造出来那叫创新。可是我们现在或者中国谈的很多东西所谓的创新是国际上都已经用烂了的东西，是你需要去学习，不是创新。所以我觉得一搞创新我总是在想，我反复的读报纸、读这些东西，关于自贸区、金融创新还有资本账户开放，这个资本账户一开放，汇率市场化它不是属于创新了，又是制度创新，又是金融产品创新，我没有看到一个创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用“创新”这个词本身就反映了政府的思想僵化，自吹自擂。往前走一小步，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它已经觉得是了不起的创新了。恰恰我们缺的是什么？是观念、理念的转变，而不是所有这些产品。

　　十三大这个文件怎么理解我个人认为首先要转变政府官员从上到下他们的理念而不是什么具体措施，用一些技术手段去解决一些从根本上应该解决的问题。上海自贸区海关是“立刻检验立刻放”，通过数据传送，就说是创新了。人家自由港是货物进来根本都不查，根本都不用验，它就放了。它是说海关官员很辛苦晒太阳，在门口一读说没问题我就放了，说这就已经创新了。这完全是两回事。所以你要问我有什么创新，我没看出来有什么太多创新，我觉得应该好好从观念上理解政府少干预，让这个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深刻理解这句话以后如果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就通了。为什么呢？政府不愿意放到什么程度，担心老百姓会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大量聪明的非常有智慧的人都在政府里面，他们觉得他们比老百姓聪明，所以他们要帮你看着。注册制以后全部放开，老百姓吃两次亏以后他就学怪了，现在你老让我帮你看着，你几个官员看得住么，说不定晚上酒一喝醉了，忘了这回事了。那么多股票、那么大一个市场，你让老百姓自己去，他自己吃亏了、他亏钱了，他慢慢就学怪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么多人看着比你这几个人看着要好得多。这是我的观点。

　　刘任远：谈到创新我想起一个事，您说中国很多创新实际上是学习，中国有一条新闻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因为民间借贷很火，P2P网贷平台，实际上是个人跟个人的借贷，然后结合互联网就可以互相借钱了，这个发展很快，风险也很快，49天倒闭39家，有的涉及10亿资金，最快一家是昨天刚成立明天就倒闭了，然后卷款就跑掉了。在中国人来看这个业态是新的，实际上也是学的，国际上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首创的，到现在已经隔了好几年了，但在中国来看这已经很新了，然后风险同时也迸发特别快。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想到一方面是风险，在风险的同时想到风险跟机会应该是对应的，高风险高机会。我们在座得这一位杨总是来自大连万达集团并购业务部副总经理，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这两年当中你们所看到一些实际案例，通过三中全会之后你们觉得你们将来的机会会在哪？

　　杨海鼎：实际操作情况来讲相对比较难。，实操性来讲值得很多的检验。刚才几位嘉宾说得非常对，我觉得金融创新最本质的意思是政府松绑，政府减少它有限的干预。对我自己来讲，操作了这么多案例以后我觉得政府管制对很多企业的损害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而且是很深远的。比如万达一个是做MC的案例，一个是做游艇，加起来有30多亿美金。我们跟国外对手谈判时候最大一个问题不是定价，是中国的发改委、商务部还有外管局，它们至少要有135天的审批权，这至少给中国企业价格的议价超过30%，也就是说今天可以用1亿美金买的企业如果我是中国企业的话至少要花1.3亿。游艇这个案例背后是一个基金，基金说当时我买这个企业从进到交割只花一个月时间，它特别不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150天以上的保护，所以这对于我们中国大陆企业买国外的企业的价格有非常大的一个损害。因为确实我们很难理解发改委这么一个几十个人的，我们对口的是对外合作司，它几十个人怎么能了解上千个产业上万个公司的运作，然后让它来判断怎么运作。如果发改委、商务部和外管局审批的时间能够稍微短一点点的话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应该是非常大的利好。

　　从宏观角度来讲三中全会确实很强力的释放那么一个信号，我们后面怎么去看从实操性来讲我觉得是需要检验的，因为毕竟政府很不愿意放它的权力，这从人的本性来讲不可能愿意把它的权力放给别人，所以确实很难去克服。当然，政府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就是说我们来帮助你去整体的看，比如像发改委那个大的办公室里面是有一个世界地图的，就是美国和英国是风险最低的，然后有多个颜色，比如最近出了很多事情，比如买矿，发改委说我现在不批了，确实很多中国企业亏很多钱，它会有指导意见，我觉得这个宏观上的指导意见是对的，但是这个时间确实会影响很多审批的速度。

　　利率一方面是淘宝问题，前两天正好万达发债，正好美国债券整个市场都在上扬，所以我们最后我们上调了一点，但整体而言资金如何进出，我们提高了以后才是4.85美元利率，最后万达是五亿发出去，最后是收了6亿，220个机构。

　　刘任远：还是可以了。

　　杨海鼎：如果是资本未来越来越流动的话，我相信对中国企业不管是境内发展还是境外的并购来讲应该是非常好，因为很明显现在利率倒挂非常厉害，我们能感觉到，万达做信托最保守，但是也能到8左右，现在是10左右，万达每年象征性发，跟各个信托公司搞好关系。

　　刘任远：谢谢杨总，请王总补充。

　　王春林：我举个例子，政府审批，这次上海自贸区说要放松很多的管制，说希望新一轮中资在外面的注册的船回到国内来注册。其实像中国现在三大家航运企业它的资产船基本全在国外注册而不在中国，每一个领导看到这个都马上跳起来。我给一个数字，即使上海自贸区说我不要政策，是从制度上来创新，打个比方，一条船从国外挂外国企业的船再到国内的话它要交27%的税，那么在香港这个税是不用交的，只有交印花税，注册半天全部完成，所有手续挂到香港旗，最多一天慢一点。中国要多少天分？四个半月，四个半月跟一天的差距，还不算税，所以你说放松，还能放松到什么程度？现在说国际航运中心搞了好几年了，根本也是无声无息的。官员政府不从根本上、理念上去是不可以的。

　　李小悦：美国与中国的比较，金融危机以后，因为美国基本上它是全面自由化的市场，6000多点回到15000多点，已经翻了一倍了，中国还在2000点，我们增速原来是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现在是7.8的增长，原来我们说股市是为国民经济服务的，现在没起到这个作用。我想说四点中国的股市：第一，我非常赞同让高管解禁跟股价挂钩，因为现在很多高管一个人有几百万股几千万股，如果把股价和解禁挂上够，让你把企业真正的搞好才能够把钱拿到手，这是第一点。第二，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期货跟股票比较起来期货是相当干净的钱，因为如果你是虚构对方的力量会控制你，那么我们的股票指的是单边，我们自己人经常问的一句话是“能不能做庄这支股票”，也就是说我们只能买不能卖，如果你是偏于基本面供大于求或者是利润不好的话那么会做空的机制，如果把这个做空的机制引进那么我想中国做庄的内幕交易的可能会大大减少。第三，强制分红，美国为什么巴菲特它能够赚钱？全部投在传统的行业、建筑业，公司所有的生产、医疗、交通、房地产都是长期持有，每一个月都能够给你分红，有股东回报，让股东得利。第四，加强诚信，加强对投机炒作的打击，这十年做虚假报告可能有将近300家，要打击，要清除交易市场，虚假的中国占了三分之一。只要我们加强这四点的管理，中国的证券市场会好的。

　　刘任远：李总说得很中肯，提出很好的建议。其实我听说长青教授除了期货这块之外是不是对证券市场、股票市场有很深的研究，有没有什么想法和期望？

　　常清：既然问到我，我就说一句，这次注册制给证监会指明了方向，我们慢慢过渡往前走。因此中国的股票市场大家现在开始关注，未来有淘金的机会，真有好股票了，从投资的角度。

　　刘任远：谢谢常教授，我们本场圆桌论坛到这里，感谢各位来宾的听讲，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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