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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1月27日 北京富力万丽酒店

　　和中国另一被寄以厚望的区域企业家群体浙商不同，东莞的企业家有着传统的低调沉默的特质，这一传统似乎也被他们的后代继承，人们鲜少在公共平台上看到这些普遍受过良好教育、大多有着海归背景、掌握着东莞财富的年轻人公开亮相。然而，根据相关调研报告显示，2014年开始，东莞的民营企业将逐步迎来接班换代的高峰，这些多为80后的年轻人，在面临艰难转型升级的世界工厂，面对着一个与父辈迥异的世界。这是一个被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格局的商业世界，也是一个面临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中国。他们有着比父辈更广阔的视野、更丰富的知识，也面对更新的挑战。

　　新常态下，更多的新一代莞商逐步走向前台。新莞商，不仅是本土莞商第二代，也包括在东莞成长起来的台资二代和新技术创业平台引进的创业人才。这些人，用东莞市市长袁宝成的话描述，“善于在书本中汲取创新动力。东莞制造业正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东莞制造企业突围离不开企业家精神的升级，善读书不仅关乎企业家的视野和胸襟，也关乎企业的创新动力和管理理念。人的升级是和产业升级、产品升级相互助推的”。

　　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对于东莞青年企业家的期待之情。肩负着企业传承与产业转型的双重使命，新莞商实际上已无法继续上一代的沉默。时代需要他们尽快面目清晰地成为这个城市的历史推动者，成为推动产业转型的新生力量。时代也需要东莞尽快走出制造业升级换代之路，为中国产业转型提供新样本。而人的转型与产业升级相辅相成，似乎也在皆是，社会变革的历史大势，为何总有不竭的动力支撑。

　　当东莞遇上新常态，这些年轻人，会将“世界工厂”带往何方？

　　10月20日，林子凯开车从东莞厚街来到广州花都珠宝城的石头记矿物馆。林子凯是全国台企联青年会(全称为“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新世代新青年委员会”)执行长，他带着另一个台湾年轻人，年轻人穿着白衬衫，扣子一直扣到喉结处的最顶上一粒，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石头记的二代接班人、总经理苏一舫早已等候多时。他将两人迎入餐厅，给两人点了极其简单的一份套餐。就在这张四人位的小餐桌上，三人开始了一场商业会谈。

　　这是一个东莞式与台湾式混搭的商业会面场景。

　　这些年轻人开始从父辈手里接过家族生意，逐渐成为掌舵者，同时，他们必须面对一个被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格局的商业世界。如今的他们还未具有父辈那样的社会政经关系，还未具备雄厚的力量，但他们已经隐约意识到了父辈们可能也没有遇到过的艰难局面。

　　今年9月，东莞市市长袁宝成在接受《财经》杂志专访中这样定义这一代新莞商与东莞经济的关系：“东莞制造业正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东莞制造企业突围离不开企业家精神的升级，善读书不仅关乎企业家的视野和胸襟，也关乎企业的创新动力和管理理念。人的升级是和产业升级、产品升级相互助推的。”

　　在这句话的背后，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延续至今的经济下行，6年来，这个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城市，不断地有企业撤离、倒闭—东莞市台商协会会长翟所领近日称东莞6年内约有两成台资企业撤离。在10月24日的东莞市第三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新常态”也首次被东莞市委书记徐建华公开提及。

　　在新常态之下，更多的新一代莞商正逐步走向前台。据东莞市政府所做的《东莞新一代民营企业创业者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分析，未来5-10年，东莞企业将进入接班的高峰期，这批接班人大[微博]多是80后，接受过良好教育，21%是海归，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他们终将会成为东莞的主流，但如今，在习惯了民间经济野蛮生长的东莞遇上新常态时期，这些人会将“世界工厂”带往何方？

　　台二代走出东莞

　　在石头记的矿物馆长达2公里的地下收藏室里，陈列着各类矿石、化石、玉器。2014年，苏一舫将石头记在花都珠宝城内的70亩厂区改造成了参观型工厂。在这个接班人的设想中，石头记矿物园将成为一个文化地标，卖的不仅仅是石头，而是一个个故事。

　　林子凯带来的这位名叫侯柏安的年轻人，是台湾吉而好的接班人。吉而好在台南、高雄的“趣活馆”是这两个城市的创意文化的地标，他们设计制造的2万多件文化创意产品则在全世界的文化地标的附属商场里摆卖。

　　但这一次，他们并不是商谈具体的合作，而仅仅是“再次碰面”。一个小时后，这位年轻人便前往十公里外的广州白云机场搭乘飞机往台北。

　　32岁的林子凯也是一名东莞台企二代。

　　他的父亲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便在东莞厚街开办了一家名为弘泰的拉链厂。2004年，林子凯追随父亲来到了东莞，并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工厂—格林兰鞋材化工有限公司。几年后，林子凯与朋友一起投资设立的群智检测公司成立。2011年，林子凯加入东莞市台协台青会，并成为会长。

　　林子凯说：“检测公司已经关了，格林兰已经交给别人管理，早在2012年，我也卸任东莞台青会会长一职，到中国台企联下的台青会担任执行长。”

　　台企联台青会实行学年制，经过4期的发展，已有会员168名，全部为在大陆做生意的台二代。台青会实行学员长制度，每期选出一位学员长与两位副学员长。2014学年的学员长便是苏一舫，而两位副学员长则是橘果汁连锁的陈金豪与达芙妮鞋业的陈怡勋。

　　担任台青会执行长一职扩充了林子凯的人脉和视野，这一次会面便由他促成。

　　林子凯总结说：“从二代开始，在莞台商开始走出东莞。”在他看来，在莞的5000家台企，大多为低端制造企业或加工型外贸企业，“在如今的处境下，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完成转型升级走出困境，所以，台商要寻一条活路，必须依托东莞，同时走出东莞。”

　　当时代周报记者问有哪些在莞台企转型比较好时，林子凯想了想，说：“潘朵拉内衣吧。我昨天在台博会上转了一圈，就大致发现什么企业现在最有生气的了。”

　　自创品牌走出危机

　　转型升级，是过去几年全中国所有区域经济中使用最多的词。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欧美市场萎缩，人民币升值，能源、原材料与人工成本上涨，作为制造业中心的东莞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种危机直接表现在东莞的GDP增速中，从2009年的5.3%，到2010年的10.3%，2011年的8%，再到2012年的6.1%，连年下降，并在广东省各市中垫底。与之相伴的是800万产业工人中的许多人开始选择离开，最高峰的2012年，离开人数达到惊人的200万人。

　　传统的制造业难以为继，产业升级与转型异常艰难，身在东莞的每一个人都被大浪潮裹挟，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

　　林子凯所说的潘朵拉内衣是努力转型升级的台企的一个缩影。

　　在10月16-20日于东莞会展中心举办的“2014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上，最热闹的便是这家内衣制造厂商的展位。在这次会展中，潘朵拉一共租了6个展位，并将这6个展位的空间布置成T台，让数十位性感的内衣模特走起T台秀。音乐响起时，潘朵拉立刻吸引了最多目光，

　　10月23日，在东莞大朗镇一家名为健泰花边针织的工厂内，潘朵拉的二代林琪纹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

　　在2009年之前，这家工厂做了13年代工，为海外内衣、婚纱品牌提供针织布料、蕾丝花边。“2008年金融危机后，订单一下子减少了很多，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创立自己的内衣品牌潘朵拉，因为我们一直为国外的一个一线内衣品牌代工，对自己的原料与技术绝对信任。当时，我们忧心的是如果做品牌，如何营销，毕竟还没有经验。”林琪纹说。

　　幸运的是，潘朵拉并没有遭遇多少挫折。2009年开始，潘朵拉在台博会上的T台内衣秀、人体彩绘等的营销手段就夺人眼球，迎来了许多的合作机会。至2012年，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加盟店最多时超过120家。

　　林琪纹说：“我们的目标是走中高端路线。所以，2012年后我们逐渐与加盟商终止了合约，开始在全国各大商场内建立自己的直营店。”

　　林琪纹今年26岁，一年多前，从多伦多大学获得商业进修学位后，来到东莞。“虽然，在生活居住上，台北更好，但是大陆有13亿人口，有足够大的市场，我经常对台北的朋友说，如果要做事业，应该到大陆来。最主要的是，我母亲和舅舅在这里拼搏了20多年，好不容易积下这些基础，我当然要帮助他们。”

　　至于“接班”，这位台湾女孩显示出谦逊的一面：“这还远远谈不上，我还需要向妈妈学习。”

　　随着一代创业者年龄渐长，二代接班问题也浮出水面，是包括台企在内的所有东莞企业面临的问题。

　　家族接班人走进镁光灯

　　东莞市很早就已经意识到企业二代的接班问题。

　　这表现在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牵头所做的三件事：发布《东莞市新一代民营企业创业者调研报告》(2011)，成立“家族企业传承研究高级研修班”，以及“莞商学院[微博]”。

　　据《报告》显示，东莞市民营企业90%以上属家族企业，而考察历届50强企业中，除宏远集团董事长陈林、日之泉的原董事长林志伟等少数企业家年龄超过60岁外，大多出生于50年代、60年代，出生于50年代的占23%，出生于60年代的占61%。如果以60岁为企业家的退休年龄算，可推测，未来5-10年，东莞将进入民企接班换代的高峰期，同时，东莞企业普遍倾向于子女继承，尤其是儿子继承。(不过，这份常常被引用的报告“空前绝后”，时代周报记者从东莞市中小企业局了解到，他们目前还未出台针对同类话题的更新的调研报告。)

　　于是，东莞的未来将掌握在一批80后手上。

　　2014年6月26日，最新一届的世界莞商大会在东莞会议大厦举办。在这个有世界各地1000多名莞籍商人参加的盛会上，王君杨等20名企业家获颁“优秀青年莞商”。

　　莞商联合会副秘书长莫韶欣对时代周报记者介绍说：“这次评选筹划了好几个月，三个月中，大会组委会共收到96份提名，而后经过一轮轮评选后，最终确定其中的20位获奖。我们充分考虑了这些青年企业家所从事的领域、甚至男女比例、境内外比例。”

　　过去30年的经济开放中，东莞的企业家族与从租赁经济中获益的食利阶层，集聚了惊人的巨量财富，也诞生了成千上万的富豪家族。但当处在交接班的节点上，这些家族发现，一切都在改变，富二代培训班由此而生，理财培训也是其中一项。招商银行东莞分行财富管理中心主任陈才荣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富二代们确实是有焦虑感的，因为财富存在银行会贬值，而这也是我们开办针对富二代的理财培训的初衷。”据其介绍，在过去的几年中，每年参加招行培训班的富二代有30人。

　　在东莞，除了招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甚至一些证券交易所也开办类似培训班。

　　东莞市中小企业局也在去年挂牌成立莞商学院，试图加强对莞商群体的培训，其中也有一部分针对青年莞商。例如和复旦大学[微博]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的“家族企业传承高级研修班”，根据东莞市中小企业局提供的记录，青年莞商中的知名人物何志鹏、陈健民等都是培训活动的常客。“参加学习的家庭成员的数目比较多，有父子同堂上课，还有夫妻、兄弟、兄妹、姑侄、股东同堂的，年轻学员占主导，80后、90后占多数，最小的是1994年，才读大一。”一位东莞市中小企业局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忆。

　　“这个城市的富人中也分阶层，处在上层的几十个大家族，它们的产业遍及地产、教育、基建、酒店以及制造业，这些巨舰的二代接班基本问题不大，稍下层的是小企业主家庭或从租赁经济中获利的食利阶层，他们会相对困惑与焦虑一些，毕竟，身处在这样一个转型期当中。当然，政府也非常关心这一块，因为，企业家二代接班问题，关系到这个城市经济的未来，未来的GDP。”中山大学[微博]港澳珠三角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这样分析，身为东莞人的林江，对东莞的了解较之一般学者更为细致。

　　于是，东莞市政府开始着意树立一个个优秀青年莞商的典型。

　　在当地宣传部门的安排下，那些平素鲜少接受媒体采访、处于隐蔽处的财富家族二代也开始在各种媒体上集体亮相，如光大集团董事长陈润光之子陈健民、玖龙纸业张茵之子刘晋嵩、金城营造集团的王绍恒、兴业融资的王君扬……这一批接班人多是“80后”，接受过良好教育，有着海归背景。

　　创业的“新莞商”

　　除了正在接班的富二代，进入东莞的创二代是另一种力量，他们是某种意义上真正的“新莞商”，和第一代莞商一样，白手起家。

　　在松山湖总部二路的电研院内，武剑辉博士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他是最早进入松山湖的博士群成员之一，也是东莞市引进第二批创新创业领军人才之一。而松山湖高新技术开发区被视为东莞转型升级的引擎。

　　2008年，中国电子科技大学和东莞市政府合作，在松山湖总部二路创立了电子科技研究院。武剑辉博士作为高级人才被引进，在电研院内研究彩超(多普勒彩色超声诊断仪)、CT、核磁共振技术在内的医院形象设备技术。

　　4年之后的2012年，在获得东莞市政府300万元的创业资金扶持后，广东睿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武剑辉出任总经理。这是一个电研院孵化的项目，但属于民营性质。

　　武剑辉说：“一直以来，彩超的核心技术都为国际制造商所独有，我们是国内唯一在科研上掌握了彩超核心技术的。”据武剑辉介绍，现在国内市面上的彩超都是从国外进口，根据品牌与性能的不同，价格从百万元到几百万元，“而经过成本计算，我们将要投产的彩超价格只要十多万元，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按计划，今年10月，睿超将生产出第一台彩超样机，而在明年取得相应的许可后，将投入生产。

　　但武剑辉没有更多资金投入生产与营销。为了吸引外界资金，武剑辉开始带着他的彩超不停参加国内的技术创新比赛。睿超所生产的彩超机成功晋级第三届中国创业大赛总决赛，9月25日，武剑辉带领团队在上海赛场接受答辩，最终因为各种原因未能获得名次。

　　武剑辉说：“公司成立时，东莞市政府给了我们300万元的启动资金，但按照相关的政策与协议，松山湖这边也应给我300万元的1:1的配套，另外按照政策，还应有买设备的50万元配套，以及公司办公场地的补助加我个人的住房补贴一共50万元。所有这些仍未落实，也正是因为类似的原因，很多博士来到松山湖，但三两年后又走了。”

　　在距离松山湖博士创业园不远的留学[微博]生创业园，有一家名为尚睿的电商公司，创办人是两个来此创业的外地人。8月20日，美国《INC》杂志公布了2014年度美国发展速度最快的500强及500强中小企业排名，尚睿的美国分公司Sain Store凭借过去三年增幅14087%，名列榜单第12名。

　　2008年，程天乐从英国伦敦大学毕业回国，在eBay中国区(上海)担任大客户经理三年后，萌生了创业的念头。他与有同样想法的同事徐进决定到南方的东莞，创办自己的电子商务公司，“因为，东莞号称世界工厂，你可以找到你需要的各种产品，也可以利用这里由数十万中小企业所构成的完整的产业链生产出你所需要的任何商品”，对于东莞的印象，这位在伦敦、巴黎、上海等城市呆过的武汉人说，“我觉得它有一种嬉皮的气质”。

　　2011年3月，在获得了两名东莞老板50万元的投资后，尚睿正式成立，注册于美国特拉华州的全资子公司Sain Store Inc同时成立。

　　其所入驻的松山湖留学生创业园，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以“海归派”为代表的高新人才集聚区。

　　为了避开同质化的激烈竞争，程天乐选择了利基市场(Niche Market)，即尚无人关注却有前景的缝隙市场。于是，他们五个人开始采购对讲机、3D眼镜、开源硬件等，放在eBay、亚马逊或其美国分公司的网站上销售。为了推广，程天乐请了一帮来自美、英、法等国的实习生，让她们用地道的外国表达方式，撰写各种软文，在国外的各种消费论坛上进行轰炸。

　　程天乐的创业模式，与传统的对外贸易不无相似之处。很快，公司便取得了成功。2011年3月开始运营，8月便收回了投资，当年实现了销售目标1300万元；2012年销售额7000万元，2013年1.5亿元，“预计2014年销售额将达到3.5亿元”。如今，与尚睿合作的厂商已达300家，团队也从最初的5人成长为如今的170多人。

　　“我觉得，在东莞应该有像我们一样的外贸型电商，把东莞制造直接对接海外的消费者，把产品卖给他们。而东莞的制造企业也应改变思路，不再局限于只有集装箱才接单，即使是电商上的零售，也应努力把产品卖出去。”程天乐说。

　　过去的一周多中，时代周报记者采访了许多在东莞的年轻创业者，最后选择了以上几个样本，讲述他们的故事。

　　苏一舫、林子凯、林琪纹等人，他们继承着家族的企业，在新常态中带领着企业寻求转型与升级。而武剑辉与程天乐，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来到东莞，借着松山湖高新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的东风，找到了新的创业路径。虽然，武剑辉仍在创业的困惑期，遭遇着各种困难，而在程天乐身上，则有着更多的乐观，他的企业不但活得很好，还帮助近300家制造型企业开拓了海外的市场，展现出不一样的格局。

　　广东省社科院区域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转型升级，东莞还刚开始

　　时代周报记者梁为发自广州

　　制造业立市是对的

　　时代周报：最近有媒体推出2013年中国城市包容度排名，东莞排名第一。你怎么看这个排名？

　　丁力：从我走南闯北的经验来看，东莞包容性最强没错。因为东莞在发展中不仅吸收了全球产业资本，也把国内大量人才聚集而来，而且这两种资源的利用水平应该说是最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包容性最强应该没错。

　　时代周报：但是自金融危机以来，每年都有很多人离开东莞，其中以2012年为最高，达到200万人。

　　丁力：《三国演义》里有一句话，叫久分必合，久合必分。最开始，东莞在快速发展中形成了人口集聚，现在东莞进入转型时期了，有些人觉得它可能并不是最优选择，选择离开是比较正常的。我不认为很多人离开是因为对东莞不满。这样的人有没有？有，但还是少数。

　　时代周报：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东莞这个世界工厂如今的困境？

　　丁力：东莞传统制造业陷入困境客观存在，尤其在技术含量不高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又不断上升，它处于某种发展的困境是理所当然的事，不遇到困境倒是不正常。

　　时代周报：前段时间，东莞市市长袁宝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只要我还当市长，就会坚持制造业立市，制造业始终都是东莞的根”。你如何看这点？

　　丁力：我认可他的观点。我觉得不仅是东莞，整个中国，制造业都是它的根。因为中国现在还处在工业化(时期)。已经有些学者说，一些数据表明我们的工业化使命已经完成，现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我对这个判断不以为然。就是广州这样的城市，实际上也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使命。工业化的使命是创新，但到目前为止，创新的问题一直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也是今天东莞发展的心头之痛，所以我认为袁市长今天以工业制造业立本来谋划东莞的发展，这个出发点我十分欣赏。

　　二代接班关系生死存亡

　　时代周报：近年来东莞一些部门在研究东莞二代企业家接班问题，你怎么看？

　　丁力：二代接班的问题对于东莞，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家来讲，是一个浮出水面的、比较重要的战略问题。因为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王国，国王退休之后把权力交给谁，对企业来讲是生死存亡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一种比较好的模式让这种交接班能够平稳过渡，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当然我也认为每个企业的情况不一样，不可能存在单一的模式。

　　但我想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认为其实企业的交接班不是两代人之间的交接班，应该说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两代人的文化、商业理念有很大差别，实际上是两种商业模式的转换，两种不同利益群体的交接。企业的交接班看起来好像哪天老子想明白了就把权力交给儿子，就ok了，但实际上问题要复杂得多。

　　时代周报：政府在这方面能做什么工作？

　　丁力：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出来政府能做些什么。政府现在能做的是怎么样在培养下一代上提供一些机会。比如说“请丁教授去讲讲课”，把这些富二代集中起来，让他们出国考[微博]察，看看人家怎么接班，大概也只能做这些事情。交接班从产权上来讲是一种私有产权的让渡，这跟政府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时代周报：今年6月东莞做了一个优秀青年莞商评选，去年还成立了莞商学院，政府做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它能否起到效果？

　　丁力：我也注意到了，东莞政府对于本地企业家的培养还是挺重视的。但如何培养，培养成什么样的青年企业家，政府需要深思熟虑。东莞是全省最早提产业升级口号的，但到目前为止转型升级的路径还是不明确。市长提到的以转型升级为本仅仅是个出发点。如何升级换代，如何从劳动密集型企业变成技术密集型企业，里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理清，不理清势必影响对年轻人的培养和引领他们往哪儿走的问题。这对东莞来讲是当务之急。我也希望东莞政府能够把这个新升级的重大战略问题，集中全社会的智慧搞明白。这个问题搞懂了，后面才好(发展)，不要以为拿点钱，开开会，提两句口号，转型升级就完工了，没有那么简单。

　　改革的首要是不以土地发财

　　时代周报：转型升级是近年提得最多的概念，也是珠三角区域经济的重点。你觉得这几年东莞在转型升级上做得怎么样？

　　丁力：东莞在转型升级上付出了一定的努力，但实事求是地说，现在还刚刚是开端。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还是靠传统的加工贸易，还是劳动密集性产业。第二是新技术、新的战略性产业的培育，实际上还是穿新鞋走老路，真正的创新型企业，真正用智慧代替汗水的企业比重很小。更重要的是，创新实际上需要环境、制度、文化来支撑，东莞的制度、文化、土壤都还没有健全。徐建华(东莞市市委书记)曾说东莞转型升级的拐点正在到来，对这个判断我认为还是过于乐观了一点。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转型升级的曙光在哪里。

　　时代周报：袁宝成市长说东莞已经走出了最困难的时期？

　　丁力：一般来说最困难有两种。一种是相对自己而言的最困难，还有一种是外部环境造成的困难。当然，自身和外部的困难叠加的时候，是最最困难的。按照我的看法，东莞现在还没有实现转型。第二是现在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都不太看好。我注意到今年上半年东莞的外贸并不好。实际上，广东全省外贸的形势都不是很乐观。

　　时代周报：以东莞和深圳比较，深圳在产业经济上有着更多政府规划和宏观调控的痕迹，东莞则一直都是散养型，依靠社会的自我演化。这对转型有什么影响？

　　丁力：产业的转型升级从根本上来讲，主要靠市场来推动，那么完善市场机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以我的观察，无论包容性还是草根性，东莞应该说都比深圳略高一筹。但其市场经济方面，法治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缺少一个很重要的基因，就是法治。在东莞这个问题尤其重要。比如有些该赚不该赚的钱都要去赚，年初的事件也反映出对法治问题的淡漠。这在深圳也有，但深圳相对东莞来讲，虽然政府干预的强度要比东莞大，但毕竟是一线城市，城市管理水平、制度建设，要比东莞好一些。

　　时代周报：前段时间，东莞市发布了“十二项改革的路线图”，你怎么看这种“再改革”的选择？

　　丁力：改革最重要的问题是顶层设计。对东莞来讲，本来可以做得更快一些，但这几年可能因为利益沉淀有阻力。如果简单地说“改革的受益者成为改革的阻力”，粗糙了一点。如何通过改革来理顺我们需要的利益关系，可能是问题的关键。举例说，所有创新型的国家和地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往往不主张人们通过土地发财。换句话说把土地发财的空间压到最低，人们就开始琢磨，土地不能带来财富，那什么可以呢？那就是劳动，创造性劳动。所以，我们要好好思考，创新活动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如果有些事情老是隔靴搔痒，没在关键的部位动刀子，说实在的，这种改革既不能产生效果也不能改变现状。所以我认为现在的改革在这个层面上好像欠缺了一点。

　　——记者手记——

　　沉默的，与更沉默的

　　梁为

　　10月20日，东莞南城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里，尚睿电商的创始人程天乐接受采访之后，答应了给我介绍一位采访对象。他说，这是今年的优秀青年莞商获奖者，东莞某家族的接班人。他当场拨通了对方的电话，不过，即使有朋友介绍，那位接班人仍然拒绝了。

　　同样的情节发生在约访东莞某集团的二代麦小姐身上。我同样央托中间人介绍，并发去一份十分注重措辞的采访提纲。几天后，对方只有一句话回复：不见记者。麦氏家族在东莞有着庞大的商业帝国，涉及房地产、基建、教育、商场。这位年仅27岁的二代，正从教育产业开始接班这个帝国。

　　同样的，当我联系金城地产的王绍恒、TST生物制药的张建华等人，无一例外遭到了拒绝。

　　多年来，这被认为是东莞企业家特有的低调和务实，所以，人们鲜少在媒体上见到他们。但是究其实质，这种沉默却可能有着文化传统之外的解释。莞二代们背后的家族，在遭遇转型危机的东莞经济背景下，他们像一艘艘庞大的舰艇，依然在循着固有方向前行。不久前，东莞市市长袁宝成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表示，东莞经过30年的发展，“不同层面的利益阶层、利益群体逐渐形成了”，得到利益的人筑造出利益藩篱，从而形成利益的固化。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转型期也是静默期或迷茫期，守业者需观察、等待、沉淀。

　　一直以来，约访东莞市政府单位也曾几乎是所有媒体人的难题。但这一次，当我约访东莞市中小企业局与工商联时，他们都答应了，虽然最终采取了一种最谨慎的回复方式。

　　而当我向一位当地媒体同行请教时，她的回答是：劝你还是别做这个题吧，没人会接受你采访的。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东莞的台商和他们的接班人、留学归来的新一代创业者，以及进入松山湖高新区的博士创业群体，都乐于讲述他们的故事。

　　在他们的故事中，我发现，身处转型期的东莞，一个外来创业者所能进入的领域并不多。他们有的选择传统资本几乎不涉及的电商平台领域，而拥有彩超核心技术突破的武剑辉博士的睿超电子科技，则没有本地资本肯给予他投资。早期那些因东莞的扶持承诺而来创业的博士群，几年后，不少都离开了。

　　不像深圳与广州，东莞因为缺少高端制造业与新兴服务业，白领阶层很少，1000万人口中有800万之众的走工族。在过去，他们曾被称为盲流、民工、打工仔、打工妹，后来，东莞市政府给了他们一个新称谓：新莞人。

　　据东莞市统计局所公布的数据，东莞市私营单位职工2013年人均收入不足3万元，低于广东全省和珠三角私营单位的平均水平。而同期东莞的房价已超过万元。

　　在东莞的富豪们乐于“低调”时，新莞人们仍挣扎于生存与发展之间，比他们更加沉默。

　　10月23日，来自四川的老高在松山湖高新区旁的东坑路上，以一辆电动车接客。他在松山湖周边已经多年。载着记者上路时，他一边指着路边的巨大的连成一片的厂区，说：“这是华为，那边正在建的也是华为，过去就是科旺集团……”老高的两个儿子都在松山湖打工，一个年初时刚进入华为。他说：“工资还可以，加上加班费有4000多元，干5年就可以回家建楼了。”

　　到了这天傍晚，我采访完，在松山湖科技九路遇到一群刚下班的穿着蓝色制服的工人。与我交谈之后，他们穿过宽阔的工业西路，回到租房的村子。天色渐暗，路灯还没亮起，23岁的司机李俊站在路边兜客，路边停着一辆轿车，那是他老板的车。下班后，李俊经常偷偷把车开出来兜客，往左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名镇”寮步，30元，那里有三星和伟易达；往右是“中国羊毛衫名镇”大朗，15元，那里不生产一根羊毛，出产的毛衣却销往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