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洋（北京大学(微博)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摘要：服务业比重上升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不要以为只搞服务业就能支撑一个大国的 经济增长，也不要认为服务业就光荣、高大上，制造业就落后。在这方面，我特别 佩服董明珠。她的话说得很硬气：“马云(微博)离开我活不了，我离了马云照样活。”毕竟服务业是要服务于什么东西的，特别是高端服务业，要依赖于制造业。
供给侧并非无所不包，需求管理不能放松
供给侧改革被说得无所不包，但它解决不了需求的缺乏。此外，很多人把供给侧和需求管理对立来看，这也是极端错误的，从某种程度上这是在绑架政府。
我认为，首先要厘清概念性的问题。供给侧的重点是长期潜在增长率，它的任务是保证潜在增长率和创新活力，提高企业、政府等的效率。需求侧的重点是短期实 际增长率，任务是保证经济运行达到潜在增长率。我们长期任务要做，但是短期任务也要关注，不能拿长期措施来管短期的事情。
供给侧改革要做，但是需求绝对不能放松。适当地用扩大财政赤字来补充的需求不足，我认为非常重要的。而且也不能把供给侧和需求侧对立起来。这几年经济增速下降，最根本原因还是需求不足，供给太多，要去产能。
另外我们要防止乱戴帽子，“从供给侧创造需求”，这种话是说不通的。
中央意识到需求侧还是重要的，政府工作报告把财政赤字率从2.3%提高到3%。其他措施，如货币政策方面降准也在实施。
但忽视需求侧的整体舆论环境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决策。地方政府会疑惑我们是不是只需要专注于五大任务，需求侧的投资消费就不做了。
我们必须清楚，供给侧看长期，需求则看短期。短期任务已经定下来了，目标是6.5%-7%，这个任务必须达到，各个省就需要算算账，6.5%达不到就要想办法。
做实个人账户，税率还有减免的空间
我们国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长期以来都是2%左右，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将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我觉得这个赤字率比较恰当。
当然，市场上有人认为赤字率既然增加，那能否减税。减税是一个长期的事。我们国家的税率的确较高，如增值税率17%，这在世界上都是比较高的，我觉得降 到12%-13%是合理的区间。另外，企业社保和医疗等项目的负担也较重，基本占到工资总额的45%。减税是应该的，但是税率降下来的同时怎么弥补社保， 我想还是应该做实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占工资总额的11%，是很大一笔钱，但现在很多都是空账，全国算起来缺口大概三、四万亿。我想，国家应该通过变卖一些 国有资产补上这个窟窿，做实之后允许大家再去投资。如果我们不把个人账户做实，把问题往未来推，未来再算上利息，那年轻一代的负担就太重了。
但是，不能指望我们这个财政赤字全部用来补减税的窟窿。赤字是短期调节宏观经济的一个手段，长期还要靠提高企业生产力来提高经济增长潜力。
供给侧改革的最大短板是什么？
我们要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目标，要把“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作用”这句话落到实处。我们现在最大的短板就在于观念和制度缺乏，导致上下脱节，没把简政放权落到实处。
李克强总理多次重点强调简政放权，取消审批，但是这些取消的审批在一些领域还停留在纸面上，一些具体部门并没把审批权力放掉。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我们的发展都要依靠创新，而创新的最大障碍就是进入障碍。
我们从各个部委到各级地方政府，观念都要转变，要相信社会和市场的自律机制。当今的企业家总体上已经跨过了草莽英雄的时代，很多企业已是国际性企业。如 果企业出现不合规行为，市场自有惩罚机制。政府要做的是适应改革要求，成为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一旦企业违规，就将采取极大力度进行惩罚。到节骨眼儿上 举刀不落，市场的纪律就永远建不起来。如果不转变观念，包括供给侧在内的很多改革就很难落实。
不要迷信美国，制造业才是中国经济脊梁
2015年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首次占据半壁江山，比工业高出10%。我认为这是所谓的三期叠加造成的。
第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成功经济体工业化达到顶峰之后，其就业达到全部就业的30%，中国在2010 年已经达到了，此后就业就开始下降。全世界的发达国家都走过这个过程，包括韩国、日本等，这是所谓工业化的倒U型曲线。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国家定会陷入中 等收入陷阱。
第二是全世界的变化。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的十几年中，由于中国、印度加入全球化，这轮十几年的全球化是前所未有的， 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都非常快。美国是需求发动机，中国是生产发动机，两架发动机加在一起，开足马力，最后崩了，世界就必须重新调整一遍。这次调整实际上比 1973年石油危机那次调整还要更深。从这个角度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出口下降这么快，2015年是负增长。
第三是中国宏观经济的 短期波动。从1992年开始，中国基本上每7年一个周期，上升与下降交替。1992年到1997年，增长飞速；1997年后进入通缩；2003年底 2004年之后，又开始增长；2010年之后，又进入通缩。以这样的规律看，大概会在2017年通缩见底。这是经济运行的自身规律，世界上大宗商品价格也 都是每7年一个周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免这样的经济波动。
这三期叠加起来，使得消费所占GDP比重上升，投资所占比重下降。在生产面就是服务业比重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
但我要强调的是，服务业比重上升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不要以为只搞服务业就能支撑一个大国的经济增长，也不要认为服务业就光荣、高大上，制造业就落 后。在这方面，我特别佩服董明珠。她的话说得很硬气：“马云离开我活不了，我离了马云照样活。”毕竟服务业是要服务于什么东西的，特别是高端服务业，要依 赖于制造业。
很多人觉得美国没有制造业，仅靠服务业、金融业发展起来。但是，其实美国的服务业服务了全世界的制造业。所以不要被它所迷惑。
很多人喜欢把中美拿来比较，要知道，中国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7，这是没有可比性的。我国离世界前沿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发展制造业很重要。“制造业2025”计划提出来一定要落到实处。
不是所有企业都适合“互联网+”，德国模式值得学习
中国制造业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们要和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去比较，而不能一味和美国比。美国已处于后工业化时代，领先了我们整整半个世纪。我认为，我们 今天和日本20世纪70年代初期比较更合理。这样就会发现，七八十年代日本在电子行业的创新无与伦比，但我觉得中国有信心能做的比日本还好。
首先，我们的增长速度会超日本；其次我国资本市场比日本发展的更好。日本资本市场很糟，80年代日本股市疯涨， 90年代初却崩盘了，之后就再没起来。所以日本年轻人从来没想过能在股市上发财。中国不光有股市，PE、VC等其他直融渠道都发展起来了，这些都会推动中 国创新。
所以我国的制造业不仅没问题，而且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现在很多企业家患了互联网焦虑症，心浮气躁。虽然“互联网+”很热，但并不是不做互联网就难以生存了。相反地，一定要有人踏踏实实地做技术。
互联网巨头们应该想如何服务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企业也要想想自身的性质是否适合到网上去叫卖。当企业考虑上网的时候，一定要想好盈利模式和给社会创造的价值。
互联网改变我们的生活没错，但我们应该反过来说“+互联网”。很多人目前讨论云端，我负责任地讲中国要实现至少需要20年。德国做的工业4.0，是把所 有东西放在云端，个性生产，柔性生产。这也基于德国整个社会非常平稳，大家有能力追求个性化需求。但中国的需求并没发展到那步，老百姓还处在大众化消费阶 段。
而德国模式可称为跟随模式，跟随美国，在现有的技术基础上做连续性的创新、改进。
举例来说，德国默克公司拥有世 界70%的液晶市场，占据市场绝对的垄断地位。1970年，日本人开始做的电子玩具上的液晶屏，默克认为有应用可能就开始做液晶，不断更新且越做越好。一 点一滴地进步，不断占领市场，现在他们开始做OLED了，技术很成熟，颗粒超薄，而且可以做成任何形状。
德国还注重培养技术工人。李克 强总理这次提出要有匠人人精神，这点非常好。德国人、日本人就是具备匠人精神。匠人精神一定要落到实处。德国的匠人精神就是落到实处的，这体现在技校体系 上。德国技工的社会地位很高，工资也很高。而我国对工人的普遍观念停留在以前。我希望国家能给予工人技术等级，让他们在达到高等级的同时获得相应的社会地 位。
不同于美国的两极分化，德国的中间力量非常雄厚，这些中间力量就是工人。
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信心
根据统计数据，二战之后，不发达国家转变成发展国家只有大约11个经济体，多数在东亚，而且高度相似。那些失败的则五花八门。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 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用在这里特别贴切。那11个经济体的“幸福家庭账单”的共性是高储蓄、高投资、较好的人口结构、高教育水平、极其发 达的制造业、较稳定的宏观经济、较稳定的政治等。
中国大概只有一个不像，就是我们的不平等超过他们，这与我们国家地区间的差距有关。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应该有信心成为幸福家庭的一份子。
中国很多都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的。如果中国有问题，那其他发展中国家怎么办？所以，我一点不担心中国不能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