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民族形式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民族形式”

　　新中国重新制订自己的拼音文字,字母采取什么形式,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吴玉章给毛泽东的信中,曾主张“中国文字应采取拉丁化的拼音为好,不要注音字母式或日本假名式的拼音。”对于这个提议,郭沫若、马叙伦包括毛泽东本人都给予肯定。

　　但两年后,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马叙伦却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新指示。毛主席认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都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订。

　　是什么改变了毛泽东对于字母形式的看法呢?现年103岁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向记者揭开了谜底。1949年12月,为了庆祝斯大林70寿辰,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专门与斯大林谈起了中国的国民教育问题。据周有光回忆,当时毛泽东问斯大林:“我们要改革文字,要制订一套字母,你看怎么办?”斯大林回答:“中国是一个大国,你们应该创造一套自己的字母。”

　　于是,从1952年3月起,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开始了制订民族形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

　　但何谓民族形式,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有些委员认为能用一套字母把汉语的特点拼写出来就是民族形式,而有些委员认为字母形式必须接近汉字,方可称为民族形式。

　　具体方案也分成了三派。曾经参与制订注音字母的语言学家黎锦熙,主张把注音字母略加改动作为新拼音方案;委员丁西林等人倾向于重新创制一套字母;而吴玉章则主张打破窠臼,采用现行汉字和一部分外文字母共同制订。

　　经过将近一年的讨论和设计,1953年初一套新的汉语拼音字母表呈现在毛泽东面前。但是,这套集合了多种意见的方案并不让毛泽东满意。他认为这套方案虽然拼音方法上简单了,但是笔画太复杂,有的比注音字母更难写。他认为,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尤其不便于连写。汉字就是因为笔画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画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一边倒,不要复杂。

　　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后,委员们又开始分头制订拼音方案。1953年年初至1954年年底的2年时间里,拼音方案组共提出了5个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草案,但这些草案所需的字母都在40至60个之间,在学习使用上都很不方便。新构造出来的汉字笔画式字母,看起来与汉字有很大差别,经过草书连写以后就更看不出方块汉字的特点了,所谓“民族形式”也无从谈起。就连这些方案的制订者本身也对它们不甚满意。

　　为了能直观地了解所谓“民族形式”到底是个什么模样,记者翻阅了大量资料,终于在当时韦悫委员提交的一份“民族形式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中,找到了这个“民族形式”样本。可让记者大吃一惊的是,这个“民族形式”虽然也是由汉字基本笔画构成的,却丝毫看不出汉字的影子,倒有些与朝鲜文字类似。

　　当时,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拼音方案小组的曹澄方记得:“那时研究了几个民族形式的字母,送给毛主席看,他都不满意退回来了。”

　　委员们非常苦恼,民族形式拼音方案的制订陷入了绝境。

　　1950年到1955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共收到社会各界包括海外华人,共633人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655种。这些方案中有汉字笔画式的,有外文字母式的,有图案式的,有数码式的,甚至还有速记符号。刚刚参加工作的曹澄方,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分析汇总这些来信。

　　各种各样的意见方案纷至沓来,令委员们感到茫然。

　　一个宁静的午后,在人大外语系任教的胡明扬正在办公室里打字。突然,他听见背后一个人问:“你这个打字机,能不能打汉语拼音?”胡明扬回头一看是吴玉章。他回答:“那恐怕要看怎么拼了,如果是字母还可以,有符号就麻烦了。”

　　听完胡明扬的话后,吴玉章若有所思地走开了。胡明扬知道,吴老在思量用拉丁字母制订汉语拼音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