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赞成用拉丁字母

　　“我赞成用拉丁字母”

　　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在开幕式上,陈毅副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在有几万万文盲的国家里,不可能有强大的工业建设。应该把文字改革,和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国家联系起来。”

　　这一天,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专家拿出了几年来的研究成果,汉字简化方案和6种汉语拼音方案草稿,其中有4种汉字笔画式方案,一种斯拉夫字母式方案和一种拉丁字母式方案。

　　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对汉字简化方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可当讨论6种汉语拼音方案时,与会代表却保持了礼貌的沉默。

　　九天的时间过去了,会议通过了汉字整理部提供的汉字简化方案,可拼音方案委员会提供的6种拼音方案,却没有议定。散会时,专家们坐在那里,久久地沉默着,谁都不想最先离去。最后,吴玉章先站了起来,拍了拍身边人的肩膀,缓缓走了出去。

　　会议结束后,正准备赶回上海上课的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周有光,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让他留在文改会。

　　“当时我说,不行呀!语言文字我是外行,就是业余搞搞。可是,吴老说,这是一项新工作,我们大家都是外行。”回忆往事,周老哈哈大笑。

　　虽然老本行是经济学,但在中国语言文字界,周有光可是响当当的人物。解放前,周有光就曾在上海参加过推广拉丁化新文字的活动。1954年,一直对语言文字感兴趣的周有光,又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字母的故事》。这本薄薄的小书,笔调活泼,深入浅出。对于字母的起源、发展与传播讲得清清楚楚。毛泽东对这本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4年,在拼音方案小组的委员们对“何谓民族形式”争论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周有光发表了一篇名为《什么是民族形式》的文章。50多年以后,当记者再一次向这位百岁老人提及此事时,他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的观点:“民族形式的形成,要经过一个习惯培养的时期。经过培养,胡琴可以变成国乐,旗袍可以变成汉服,外来的字母可以变成民族字母。对于英语来说,拉丁字母也是外来的字母,用它来拼英语,便成了英国的民族形式了。汉字的形式不适合字母要求,世界上最通行的是拉丁字母。我们与其另起炉灶,还不如采用它。”

　　周有光的独到见解引起了吴玉章的重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以后,他便被吴老留下了。当时,周有光已经49岁,而且在经济学界早已卓有成绩。此时选择改行,他的想法很简单:“那个时候有一个口号,叫‘哪里需要到哪里去’。中国很大,好多方面都缺少人。这样子我就同意留下来。”

　　文改会有两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以研究汉语拼音方案为中心,第二研究室主要研究汉字简化。周有光被分配到第一研究室主管制订汉语拼音方案。

　　周有光到文改会后不久,事情发生了变化。

　　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吴玉章做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发言后,毛泽东突然接过话头:

　　“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一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采用外国字母比较好。……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学,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毛主席的这番话,生动而深刻,使得几年中关于字母形式的反复争论最终尘埃落定。七天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其中明确表示“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是毛主席先在知识分子会议上表态支持使用拉丁字母后,中央的指示才发出的。但最近,原语文出版社编审凌远征在读《胡乔木书信集》时却有了新的发现。

　　“《胡乔木书信集》中显示,知识分子会议前胡乔木就已经起草好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而关于支持使用拉丁字母的决定,是更早时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是毛主席一个人的决定。这说明中央采用拉丁字母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是经过慎重讨论的。”

　　当然,既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为中央主席,并且对文字改革有着深刻见地的毛泽东,想必是起了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