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下的尴尬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英语在全民的迅速“普及”，另一方面，在真正需要用英语来提升国家软实力、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些部门，英语人才却面临质量下降和数量短缺的问题。因为，目前市场上教授的英语，目的大都十分功利，主要是为了应付标准化考试。

　　中央级某大新闻机构高级编辑吴先生曾长期驻美国，这两年的一项工作是给该机构招聘英文干部，他说，他看过北外、清华、北大、人大、北京语言学院、广播学院、外交学院、外经贸大学、二外、上外、广外、南京大学、厦门大学、西安外院、浙大、复旦、南开、山东大学等院校大约500名考生的英文卷子，感觉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他举例说，2003年该机构的考卷有一道中翻英的题目，题中有“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标志性的会议，“可是我们学英语专业的大学生不能正确地将这个常用的口头语翻译成英文。当年有100份卷子，一共出现了39种译法，翻译对了的只有五人。”他说，有的学生竟然把“中国共产党”翻译成了“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绝大部分都不知道“党中央”的译法。

　　外交部翻译室顾问王弄笙于1999年在政协《翻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的提案中说，我国训练有素的翻译人才极为缺乏，特别是高级人才、中翻外人才短缺，需要引起国家的重视并采取解决措施。

　　而某国家级大报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中，“对后起国家现代化进程来说，能读外文资料最为重要”，又说“一般学生能读会写，足矣”。

　　吴先生评论说，这说起来非常轻巧，一听就知道是外行说的话。

　　另一种情形需引起注意。据香港中文大学一位教授的统计，香港一个学生从小学到中学用于英文学习的时间在6000小时以上，而英美学生用于外语学习的时间不超过1000小时，也就是说，英美学生可以比香港学生多5000小时用来学习其他知识。同样，研究人员由于要学习英语，就比英美同行少了科研、思考和写作的时间。

　　英语利益集团已经形成？

　　事实上，由于逐利的目标太明显，英语教育在不少地方已经与“促进国家现代化”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2000年毕业于上海某著名外国语高校的徐某对高校英语培训市场相当熟悉。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依托高校办的英语培训机构，教师来源基本都是高校教师与研究生。有些高校教师嫌收入不高，这便成了赚外快的好机会，胆子大的，干脆是大张旗鼓。”

　　“我读研究生的一个知名外国语高校，除了俄文系不能办培训班之外，其它的所有系都办了。俄文系为了创收，就把场地租借出去，非常壮观。”李明力回忆起2000年他在上海读研的场景时说。

　　“当时因为英语专业的研究生不多，系里面还规定学生，要去他们办的培训班上课。谁还管你做研究？老师都在外面上课。”徐某这样回忆自己的研究生时代。

　　“英语培训市场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当然确实提高了学员的英语能力，但这可能还是其次。帮学员们通过GRE、托福、雅思、四六级等考试，求得一个收入可观的职业才是最现实的。英语培训市场还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让无技术、无资本的语言类文科生们，有了一个致富的捷径，英语培训造就了成百上千的百万富翁，数十个的千万富翁，甚至还造就了几个亿万富翁，让数以万计的英语老师有外快赚，给数以万计的大学生提供了勤工俭学机会。”周文这样解释分析英语培训市场的赢家。

　　令人震惊的一则消息是，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2004度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自1989年以来违规集中各地考试费2.24亿元，未上缴财政专户，并从中坐支相关考试费用等1.9亿元。而职称英语考试每年的报名费、教材、参考书等费用加起来按200元算，400多万报考者，费用就可达数亿。这些费用亦去向不明。

　　徐某分析道，“事实上，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英语利益集团业已形成，就像足球也有自己的利益集团一样，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利益集团包括底层的英语类学生、普通教师、培训公司投资方、英语教育和考试部门的官员、英语类出版社、文化公司等等。要在这个利益集团内混，懂得行规肯定很重要，人际关系很关键。怎么规范这个市场，其实我认为很简单，在民众理性对待英语的前提下，让法规规范性文件代替行规，让法治代替人情人脉。”(记者：朱国栋 实习生 郑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