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咏红／文

　　《联合早报》

　　从上海过来的两名同事都说喜欢北京。其中一个同事感叹道，北京真是文明的好地方！北京人举止文明、守秩序、还不大声喧闹，乘公车、搭地铁懂得自觉与陌生人保持“安全距离”。

　　据说，上海可并非如此，那里生活节奏紧张，大家走路都像在抢道儿似的，公共场所里人贴着人，你步伐慢了就会被人推开。

　　不过，这个同事也补充说，首都街道宽阔，建筑密度比上海低，这是北京人能“行有余裕”，而上海人不能的原因。物质决定精神，不富裕就没有文明，这点道理在首都经验里表现得相对透彻。

　　北京的文明与北京居民的经济宽裕水平直接相关。从清朝到民国，能在首都立足的多少有几分背景——京官、八旗子弟、商贾、被安置在皇帝周围受监督的降臣遗老和开国元勋等等，许多人在皇城里过着舒服，滋润的日子。北京话里对男士的尊称是“爷儿”，所描绘的正是有钱有闲不用干活的大男人。

　　到了现代社会，持有北京户口的北京人则享有计划分房的好处。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最后一拨计划分房，当年已进入社会工作的北京人，只付出象征性的费用，就能够买断单位分配的房子，将来老了房子还能当家产转送给子女。

　　北京计划生育管制严厉，独生子女多。有些运气好点的小北京人，他们同时从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爸爸、妈妈那儿继承五六处房子。将父母遗下的房子出租，小北京可以一辈子吃喝不愁。

　　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短，认识的几个道地北京人确如书里描述的豪爽大方、永远不急、有点晃晃悠悠。这并不表示北京人爱迟到，反而他们挺准时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时间安排倾向保守，不在有限时间里挤入太多事情。有时乘出租车遇上交通拥堵心里正着急，北京司机好意劝导：“那您啊，预留多点时间在路上。”我就想，他们怎么那么多时间可以“预留”。

　　不过，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古老的北京文明在物质主义的冲击下开始感到压力。市场经济发达，一本北京户口渐渐不如有钱有权重要，城里新盖的高档商品房被外地人、外国人买去，反而一些北京人当年分配到的房子遭遇政府强制拆迁。调查显示，最多北京人聚居的南城，其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锐气受挫的道地北京人，开始埋怨高楼太多，埋怨车太多，埋怨外来人太多，还埋怨改革开放。走在街上，越来越多满腹牢骚的北京人。就像一幢幢高楼正改写北京的天空线一样，北京的文明也在经历挑战。在这些变化中看北京，看到在时代的巨大变化中，每个人都是善良无奈的小老百姓。(本文作者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特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