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电影配音翻译的“外语化”

　　问：你刚才提及了柏拉图。社会学家的态度应该靠近哲学家的态度吗？

　　布迪埃：社会学家跟哲学家一样，都是质疑显然之理，尤其质疑呈问题形式的显然性，这与“舆论术士”正好相对。正是这一点让舆论术士深为不快。他们把拒绝政治隶从、拒绝不假思索地接受“人人皆曰”看作是政治偏见。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指那些人们用来论证但对其本身并不论证的概念或观点。

　　试想，当这种经典性的著作被广泛引用之后，大量不知所指的概念被奉为玄奥的思想标识，其结果，自然是汉语被轻易地扭曲和改写，并日益失去其思想表述和逻辑演绎的功能。

　　其次，翻译腔还影响到了汉语文学创作。台湾作家白先勇在总结现代汉语的命运时说：“百年中文，内忧外患。”其外患之一，便是受西方语言的冲击，汉语被严重地欧化。这种情形，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尤盛。作家余华说：“像我们这一代作家开始写作时，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翻译小说，古典文学影响不大，现代文学则更小。我一直认为，对中国新汉语的建设与发展的贡献首先应归功于那些翻译家们，他们在汉语与外语之间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既用汉语传达了域外作品的神韵又同时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性……”的确，历经开放思潮的影响，目前的很多青年作家都曾大量吸收过西方经典作品的营养，翻译在其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但这些作家的汉语创作也深受了翻译语言的消极影响，他们不自觉地接受了欧化的语言腔调，致使不少作品洋腔洋调，很多当代中国作家几乎都走在这样一个介乎被“欧化”的中文与被中文化的带翻译腔的“西文”之间的“中间道路”上，真正能灵活地使用本土语言甚至方言写作的作家并不多见。李建军在《是大象，还是甲虫 – 评<檀香刑>》一文中，通过较为细致的例示，分析了作家莫言创作的小说《檀香刑》中的语病和问题。其中提到了该作品中叠床架屋的冗词赘句太多，例如：

　　她用可怜巴巴的眼睛，看着他，正在乞求着他的宽恕和原谅。(第194页)

　　挑水的人们，用惊讶的目光，打量他们。(第295页)

　　春生和刘朴用骑牲口骑罗圈了的腿支撑着身体，搀扶着知县。(同上)

　　他接过帽子，戴正在头上。(同上)

　　李建军分析认为，上述引文中有些字完全是多余的。如“用……”短语，乃是对英语“with+器官”句式的模仿，但是莫言似乎忘了中国人习惯上是不这么表达的。至于“戴正在头上”也是别别扭扭，根本不如“接过帽子戴好”来得简洁利索，更像中国话。由此，李建军得出结论，莫言无疑是翻译腔文体的受害作家之一。他感慨道，长期以来，中国作家的汉语水平每况愈下，越来越令人担忧。他们受那些拙劣的翻译腔文体的影响，表达越来越啰嗦，欧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而至于那些报刊专栏作家，更是随意地玩弄语言快感 —— 让中文与英文频频杂交。对此，余华说，他现在越来越不信任一般的译著，而只信任为数不多的几个翻译家之作，因为读多了那种欧化的译作，会使自己丧失对母语表达的敏感。遗憾的是，这类清醒的作家并不多见。

　　创作界如此，批评界和理论界也同样如此。一百多年来，我们的学术话语“西化”色彩浓重，从概念、范畴到理论命题，我们都很少使用传统古典文论的东西，所以，几年前文艺理论界发起了“文化失语症”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等学术大讨论，开始重新思考如何延续和创新传统文论的问题。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不能回避，那就是“文革”语言的影响，“大批判语言”、“样板语言”形成了千篇一律的套话，新时期以来，许多作家为抵抗这种模式化语言的束缚，主动选择了带翻译腔的“西化”表达方式，从而加速了汉语传统的断裂。但不管怎么说，一个国家的母语创作水平是该语言发展的重要标志和衡量尺度，如果汉语写作中充满了翻译腔文字，那么汉语的发展态势就不得不令人担忧。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受翻译腔影响的领域——翻译界、创作界和批评理论界——都与普通人的生活多少有些距离的话，那下面我们要说的可能就会让人感觉“亲切”许多，这就是外国电影的配音翻译。在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译制，也就是将外国原版影片加工成用中文配音的影片，是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出现的。为了方便广大观众观看这些外国电影，克服语言上的障碍，中国电影工作者对外国电影的音响录音进行了重新加工，配上了与画面同步的中文对白，受到了广大电影观众的欢迎，这无疑为外国电影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有了对这种电影生产的大量的、持续的需要，我国出现了几家专门从事电影译制的单位，形成了电影产业当中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在这些电影译制单位中，历史长、产量大、艺术成就最高的有三家，即长春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其中，上海电影译制厂是我国唯一一家专门从事电影译制的厂家。在其发展的黄金时代，上译曾为我国培养了一代优秀的配音工作者，毕克为格利高里·派克配音，邱岳峰为大卫·尼文配音，乔榛为罗杰·摩尔配音，用极富神韵、惟妙惟肖、艺术升华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难怪派克在看了《海狼》翻译片后，诚挚地赞誉：“这是我接触到的最上乘的艺术的再创作。”

　　而如今，在老一代配音演员隐退的同时，译制片的鼎盛时期也正在悄然结束。加上“外语热”的兴起，要看字幕原版片的呼声屡屡见于报端。在一部分人的眼中，译制片已经成为落后、保守、粗制滥造的同义语。在这情况下，从事译制片工作的人员责任性和敬业精神大不如前，许多人把翻译不是当作一项事业而是当一项差使，对质量也不像以前那么看重。加上翻译观的影响，有人误认为只有译得洋腔洋调才像为外国电影配音，因而，译制片就越来越带有浓重的翻译腔，以至可说创造了一种脱离原版、为中国观众定制的“欧化”对话文体。本来，译制外来影片如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一样是了解异域文化的重要途径，但如果翻译任何影片语言都如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一般，那自然就吸引不了观众，只能把他们推向原版片。而原版片中所配的字幕翻译由于大都像新闻翻译一样，都是应急性的，就更加粗制滥造，不仅“翻译腔”浓重，而且还充满了误译和漏译，根本无法帮助观众完整地理解影片。由于原版影视的观众主要是青年人，因而这种不规范的语言也正在对他们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本文选自《王晓元》的博客，点击查看博客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