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列腺癌在美国男性中发病率第一，死亡率第二，一般多发于65岁以上的男性。中国过去一直是前列腺癌的低发国家。而到了2010年，前列腺癌竟上升到北京市男性癌种的第六位。上海1997～1999年前列腺癌的发病率与1985～1987年相比增加了3.5倍。王宁说，前列腺癌的增加，主要就与人口老龄化有关。“不过，前列腺癌的发生还与人种有关，美国裔黑人是高发人群，其次是白人，所以中国的前列腺癌尽管会增多，但恐怕仍不会发展到美国那个程度。”

　　《年报》显示，中国人癌症的发病高峰在75岁～80岁年龄组。“原先人的寿命没有那么长，癌症还没有来得及发生，人就已经因其他疾病而去世了。而现在，中国70岁以上的老人越来越多了，癌症发生的几率也就大大增加了。”陈万青说，中国人口仍在不断趋于老龄化，癌症发病率上升的势头还将持续。

　　治疗与预防

　　如果对癌症的发病率进行横向比较，占据癌症发病率排行榜前10位的都是发达国家，如丹麦、法国、澳大利亚等，中国的发病率尚属中等水平，大约在八九十位。“但我们的死亡率很高，排得比较靠前，”陈万青说，“我们衡量一个疾病的危害程度，最终还是要看这个疾病的死亡率，要看对个体生命的威胁有多大。”

　　“肺癌患者如果在早期发现，5年存活率是90%，而晚期患者90%都会死亡。”王宁说，中国的癌症患者在就医时，往往已经是晚期。因此，她在各种场合不断地强调：“40岁以上人群要定期体检，进行癌症筛查。”当科学家至今未能搞清楚癌症的病因，也没有全面根治癌症的办法时，除了及时筛查，是否还有更有效的战胜癌症之道？

　　患过癌症的病人有这样一种说法：“80%的癌症患者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过度化疗。”这是因为，化疗药物往往有副作用，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杀死健康细胞，导致病人免疫力低下，还会造成呕吐、脱发、局部组织坏死等等。尽管如今的化疗药物已能够避免患者的呕吐反应，复杂的药物配合方案也可以降低对人体的误伤，但这样的进步，仍是杯水车薪。“真水无香”服用的化疗药物就声称不会导致恶心，但她却呕吐不止，无法进食，一年内体重降了28斤。

　　肿瘤根治手术、放疗、靶向治疗、生物疗法、中医、气功⋯⋯在很多晚期癌症患者眼里，任何一种疗法都如同救命稻草，但癌症治疗往往代价高昂，仅以靶向药物为例，治疗肺癌的易瑞沙一粒药就卖550元；用于乳腺癌的赫赛汀一盒高达15000元。据中山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杨有业介绍，化疗与放疗的科室收入在该院所有科室的排名分别占前三位，如果二者相加，就必然是第一名。癌症患者的增多令医院的肿瘤科日益火爆。

　　“实际上，癌症不等于死亡，”季加孚说，在医学界，癌症早就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被归为慢性病的行列，“带癌生活”“姑息疗法”的理念在国外已颇为流行。他强调，在癌症治疗时，可根治的根治，对无法治愈的，应当以控制病情改善生活质量为主，而不是四处乱投医，过度治疗，最终因癌返贫。

　　在医学院读书时，当看到吸烟会导致肺癌的文献，乔友林当即掐断了自己手上的烟头，从此再也没抽过烟。这位肿瘤流行病学专家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60%的癌症都是可以预防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癌症研究员悉达多。穆克吉在其新作《众病之王：癌症传》里，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阐述“预防就是治疗”的道理。

　　1947年，英国卫生部发现，肺癌的发病率在过去20年里增长了15倍，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病。于是，他们委托流行病学家多尔做了一项研究。结果发现，烟草烟雾是肺癌的强致癌物。这推动了此后40年间欧美国家对烟草产业的规范与限制，这被视为人类预防癌症的重大胜利。1980年代，多尔和同事皮托对常见癌症的致病因素做了一次全面分析，得出一个令人振奋的结论：超过80%的癌症皆可避免。如今，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世界上平均有35%的癌症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中国的控烟状况实在不如人意：2003年，中国签署了限制烟草的全球性公约《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到了2011年，《中国烟草使用与烟草控制联合评估报告》使用10项指标，对其控烟执行情况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中国控烟履约执行十分不力，控烟五年效果微弱，得分仅为37.3分(百分制)，离及格线相差甚远。由于中国居民的吸烟率仍处在高峰时期，吸烟危害的延滞效应决定了中国未来20年内，肺癌仍将处于上升趋势。世界银行预测，如果情况得不到改善，到2030年，中国肺癌患者数量将增加5倍，届时将有近740万肺癌患者。

　　在控烟方面，除了政府的不作为，人的非理性也难以控制。穆克吉在《癌症传》里指出：“即使这些病人正在为其烟瘾付出最后的代价，其中有一些人仍然执迷不悟⋯⋯有许多病人在治疗癌症的过程中仍在抽烟，还曾有病人从癌症手术醒来后，像僵尸一样穿过走廊去找护士讨要香烟。”

　　“这些道理很多人都知道，可就是难以真正身体力行啊！”王宁感叹说，除了生活方式，环境污染作为癌症的诱发因素，在中国和吸烟一样普遍存在。

　　广东中山市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学室主任魏矿荣以不同的颜色来标注癌症发病率的高低，做了一个中山市癌症地图。在地图上，这些乡镇与中心市区一样，都呈鲜红色，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则呈紫色和黄色。魏矿荣解释说，中山市区人口稠密，交通拥挤，生活压力大，环境和空气质量较差；而以小榄和黄圃镇为代表的北部地区工业发达，经济水平较高，工厂和机动车较多，环境和空气污染也相对较严重，因而，这两个区域的癌症发病水平都相对较高。

　　如果要用地图来描绘全国的癌症分布，情况要比中山市复杂得多。由于各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人群生活方式的差异，不同的癌种呈现出不同的地理分布特征。因而，乔友林及其团队所做的中国肿瘤分布地图，是按照不同癌症类型分别绘制的。总体上看，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环境污染和不良的生活方式，再加上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都注定了中国将在未来10年，迎来一个癌症持续高发的时期，中国的抗癌之路必将漫长而崎岖。

　　那是生活的另一面，你别无选择

　　“他去世后的半年里，我也会遇到开心的事，让我觉得生活有安全感，甚至喜悦，真希望这些能持续下去。但每次我都告诉自己，生活永远都有另外一面，那是疾病、死亡的世界，它甚至跟健康的世界是平行的，随时都会把这里的一切带走”

　　“我已经见到很多人所能想象的人生中最恐惧的东西，就是死亡，离它那么近，了解它的形状。那不是审美意义上的呈现，就是一个平凡人，因为疾病很痛苦地死去”，看着安阳[微博]的照片，李静淡淡地说。

　　去年3月，李静的未婚夫、30岁的安阳被查出患了恶性脑肿瘤，4个月后去世。此前，两个人不仅从未接触过死亡，甚至对癌症一点意识都没有。

　　这样看似遥不可及的“低概率”灾难，其实甚至每天都在发生，降临在越来越多的家庭中。

　　今年1月，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平均每天8550人，全国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癌症。我国居民因癌症死亡的几率是13%，即每7至8人中有1人因癌死亡。

　　“只知道癌症可怕，但那种恐惧很空洞”，直到直面它，李静才真正经历了和无数癌症患者一样的精神考验：恐惧、孤独、绝望⋯⋯

　　病发

　　李静记得清楚，安阳头疼病复发那天是2012年3月9日。此前，安阳认为颈椎病、头晕是他这种IT人的职业病。但他的情况开始恶化，视力严重退化，站立时都会摔倒，安阳终于决定去医院检查。

　　CT结果出来后，医生把李静一人叫到身边，告诉她安阳脑子里有“占位”——医学影像诊断学中的专用名词，意思是被检查的部位有一个“多出来的东西”。李静的第一反应是：别告诉安阳。

　　很多癌症患者家属都面临这种选择。北京抗癌乐园负责人姜寅生说，过去16年间接触的几千名会员里，几乎所有癌症患者都经历了被家属隐瞒病情的阶段。一位癌症患者家属回忆，15年前，母亲被查出患有肺癌，她和弟弟开车在环形立交桥上绕了几十个来回，纠结是将母亲送往当地肿瘤医院还是总医院，为了能隐瞒实情，最终选择后者，“在所有人的概念里，癌症是绝症，不能让患者一下子面临这么大的灾难”。

　　李静了解安阳的性格，敏感、脆弱，一定接受不了这种打击。回家后，她躲起来上网查资料，安阳脑子里的“占位”有三种可能：撞击造成的毛细血管破裂，脑梗，或胶质瘤。

　　网上介绍说脑胶质瘤的发病率是十万分之三，李静算了算，“北京2000万人，只有600个人会得这种病，我们连彩票都没中过，怎么会摊上这么大的事儿呢！”

　　她一边告诉安阳，可能只是撞击造成的毛细血管破裂，一边试图让自己接受更坏的可能，“胶质瘤分四个级别，一二级是低级别，我查了一下，手术切除后，还能活二三十年”，李静本能地安慰自己，“不会是最坏的那一种，不可能每块石头都砸在一个人身上”。

　　然而，她和安阳面对就是最坏的可能：脑胶质瘤。

　　病情迅速恶化，安阳开始神情恍惚，头晕得厉害，走起路来像个醉汉，已经不能正常上班，李静又不敢把他独自留在家里，只好上班时也带着未婚夫。

　　医生给出了唯一的治疗方案：尽快开颅手术，切除肿瘤，不然就会面临失明的危险。

　　住院之前，两个人商量了很久，决定给安阳的妈妈打电话，告诉她做手术的事，一是因为这种手术要直系亲属签字，二是李静没法一个人照顾安阳。

　　“脑子里有个小瘤，切出来就行了，没事，”小两口努力压抑慌乱，笑呵呵地打着电话。

　　从始至终，安阳的妈妈和两个年轻人的情绪就一直不太一样，安阳把开颅手术形容得像打一剂针，努力逃避。电话那边，母亲一言不发，第二天就从老家齐齐哈尔赶到北京。

　　恰巧，年初时，安阳的一个初中女同学去世了，也是脑癌。安阳妈妈认识这家人，说女孩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经常看到女孩和她妈妈傍晚在家里小区遛弯。东北的傍晚，广场会有很多人扭秧歌跳舞，老人们带着孙子孙女混在其间玩儿，她们娘俩互相搀着在外围慢慢走。

　　老人讲得极为平静，直到安阳去世，李静才得知老人当时的心境。她亲自照顾过因癌症去世的姐姐和妈妈，因此，接到电话后，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手术前，平时连恐怖电影都不敢看的李静，每天背着安阳上网查手术图片，一边看，一边不断暗示自己：事情会变好的。

　　表面上，两个人对待即将到来的手术嘻嘻哈哈，但住院前一天，安阳搂着李静半玩笑地说起“生命”的话题，这是他们相识6年来第一次。“再活10年也挺好的，到时候不干IT了，开个补课班教学生，如果脑子不够用，就回齐齐哈尔开个杂货铺，你愿意吗？”李静使劲儿地点头。

　　李静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从不知道死亡到底是什么，会给她带来什么。

　　恐惧

　　李静和安阳妈妈明确分工。安阳妈妈负责24小时陪护，李静则凭借稀疏的人脉，不断找关系，变更定点医院，预约核磁共振，各处央求收治病人，咨询社保办理手续……

　　李静不在时，安阳常常跟母亲回忆自己从小到大的人生路，母亲听着难过，“一个人开始回忆自己小时候，说明意识到自己没有多少生命了”。

　　可只要李静在身边，安阳从来不提这些。

　　手术结束，并不乐观，安阳脑中的肿瘤将近8厘米，拳头一样大，四级，随时可能复发。恢复过程也比正常情况差，别的病友能坐起来，安阳还在卧床；别人都能在走廊里溜达了，安阳还在发烧40度，因此做了三次腰穿。术后，脑中出现了出血点。

　　焦躁、不安而敏感，充斥了每个人的内心。

　　为了求得一点保证，李静每天追着医生问：手术算成功吗？以后怎么治疗？医生从未正面回答，咨询了很多人，得到的答复大多是：病因太多了，很难说清；得这个病的年龄越来越年轻，治愈率更不好说。

　　李静只好依靠网络，一篇篇地翻帖子，靠了解其他人的病情发展，自己制造一丝缥缈的安全感。

　　安阳的妈妈却从不像她这般。她只是呆在儿子病床旁，默默地守护。事后她说，每天医生查房，走到别人身边，都不断夸赞，“手术太成功了，全都切干净了，没问题！”可走到安阳床前，只是简单地说，“还挺好的”。

　　苏醒之后，安阳再也没用过手机，没上过网，也从来不主动问自己的情况，但只要李静跟医生或母亲在病房外小声说话，他立刻直起身子，小心翼翼地听着。

　　“我猜，他那时候也很矛盾，一方面想知道自己的病情，一方面又不敢知道。”李静说。

　　出院后，安阳恢复得依旧很慢，开始有腰腿疼痛的症状，每天情绪反复，常常，因为一点小事激动得大哭大嚷，一转身，又开始积极地锻炼起身体来。

　　有一天，安阳坐在床上看着窗外，问李静，“跳下去的过程会不会很疼，是摔死的还是吓死的？”

　　李静听得心惊，再也不敢让安阳单独在家，她把自己的妈妈也接来北京，三个人轮番陪着他。

　　手术后需要每天往头部注射甘露醇针以便降颅压，但为了防止对血管造成刺激，针要打得很快，安阳不停地喊：“疼，不打了”，李静于是骗他，已经调慢了，安阳才觉得舒服。

　　就这样，三个人把他当成任性的孩子，顺着他，骗着他，只求时间熬得不会太艰难。

　　手术后，安阳要做核磁共振、放化疗，按照医院程序，排10天才能排上，李静费尽周折找关系，很快排上了，还特意在医院对面的宾馆开了房间，方便治疗。但万事俱备，安阳就是不肯治疗，李静一下子崩溃了，“我在尽最大努力帮你治疗，你怎么还不理解我！”

　　“我们都没有对癌症做好准备，他抗拒，我也抗拒，”李静如今回想，“其实改变不了结果，仍可以修正很多细节，让最后的时间过得更舒服。”

　　绝境

　　面对癌症，大多数家庭走着同样的路：手术，花掉数万元；化疗，花掉数十万元；再放疗，再花掉数十万元；接着转战中医治疗，花掉数万元。

　　很多癌症家属是在亲人离去之后，才开始慢慢反思，自己对癌症并不了解，往往在治疗上投入了太多情感和期望，反而没来得及让逝者享受最后的亲情。

　　因为在医疗保险申请中出现困难，李静把自己的困境发到了网上，不仅筹集到了一些医药费，也让李静结识了很多同病相怜的人。这些人给了李静很多建议，其中一条是尽可能地让安阳减少面对亲友的探望。

　　于是，李静帮未婚夫挡住了很多“应酬”，一家人安安静静地度过。

　　但没人能够阻挡死亡的逼近。

　　手术的后遗症之一，是安阳一天之内几次三番地发生癫痫。安阳身高一米八三，体重150多斤，每次犯癫痫，瘦弱的李静和母亲根本控制不了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痛苦地口吐白沫、抽搐，最多是把勺子放在他嘴里，怕他咬到舌头，失血过多。

　　在急救中心打过镇静剂后，安阳又变得像个弱智的孩子，他认不出李静，对她叫别人的名字。“我最爱的这个人不认识我了。”李静完全不能接受，“他是一个那么聪明的IT工程师，一下子变成这样。”

　　但“悲痛中也不会没有小岛”，安阳不再思考死亡，每天特别开心。

　　安阳爱吃山竹，李静每天买两三斤，安阳不停地吃，看见他笑得爽朗，李静也开心，变着法地给他做好吃的，只要安阳状态好，全家人都手舞足蹈，不去想这种病的平均生存周期，不去想下个月会怎么样，只想守着这简简单单的一天。

　　有一天，李静回家推开门，看到安阳坐在客厅里守着NBA看得出神，一下子哭了，“那时候才知道医生说的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是什么意思，因为除了好吃的，也没办法给他更好的享受了”。

　　李静终于下了决心，不再去医院了。医生虽没明说，但李静知道，医学对安阳的肿瘤已没有办法，无非是再一次手术。如果发生癫痫，他们就去急救中心住几天，降降颅压。最后，在安阳妈妈的坚持下，一家人把他送回了老家齐齐哈尔，让他在自己曾经熟悉的环境里，度过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

　　几个月来，治病花了将近20万，包括小两口的全部积蓄，和很多“好心人”的捐款。他们在当地租了间简单的小屋，这个北方小城给不了多彩的生活，但这里家人环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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