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香港中评社网站报道，《韩国时报》近日发表迈克尔·琼斯(Michael Jones)的文章探讨韩国“哑巴英语”的原因。作者认为，韩国很多年轻人英语考试成绩好、英语交流能力弱的原因是儒家伦理基础造成的。韩国社会的上层人士虽然一直强调英语学习的重要性，但他们生活中却很少使用英语。言行不合一导致了年轻人的困惑，最终年轻人跟长辈一样，不愿意用英语交流。因此，作者希望上层人士多在公共场合、媒体使用英语，为年轻人树立榜样。

　　英语教育的问题在韩国被持续讨论。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学生的英语交流能力与标准测试表现出的不一致。韩国许多年轻人考试成绩很好，给人的印象是英语能力很好。

　　然而，与这些人进行简单的对话就可知，他们在创造性、清晰交流能力上的不足。这种不协调的原因经常被讨论。这其中有很好的想法，也有一些解决方案被提出并尝试。

　　然而，似乎变化并没有很快发生，或者说不够有效。所以，本文提出了这种不协调的可能原因，并提出一种解决方案。

　　韩国文化基本基于萨满教化的儒家伦理。孔子用等级看待人际关系。这种等级关系是培养社会规范的关键。儒家将“王”置于最高地位，听命于“王”的人最多。

　　然后是老师，父母，兄长。因此，可以说(下层级)是强制服从于兄长、父母、老师或者王。

　　然而，儒家思想似乎忽略了发生在下层和上层之间的模仿心理学。例如，孩子模仿最多的应该是父母的行为，而不是父母的言语。家长[微博]、老师等会告诉年轻人拥有良好英语沟通能力的必要。

　　然而，他们却不愿意使用这门语言。因此，孩子们就产生了疑惑：“我是听他们的话呢，还是应该追随他们的行动？”

　　人类是追随上层级的行动的，虽然也在假装做他们要求的事。然而，一种奇怪、不情愿的抗拒主导了他们的努力。简单地说，上层人士没有给他们展示出学习英语交际能力的理由。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问题就好解决了。

　　国家的一部份上层级人士需要开始使用并示范如何用英语沟通。韩国媒体上需要有更多的英语互动节目，让韩国各行业的精英、更多的天才、政治人物在电视上使用英文交流。

　　他们不需要讲得很好，关键在于尝试。家长和老师需要在学生和孩子面前做更多的示范。简而言之，儒家理论中的上层人士应该学甘地。

　　基本说来，儒家理论是韩国英语学习的障碍。解决方案就是让韩国的国家领导人们用看得见、听得到的方式示范英语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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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媒：英语教学在中日韩面临的问题

　　日本媒体称，在教英语方面苦苦挣扎的不只日本一国。中国和韩国也经历了类似挫折，但它们的应对措施和结果截然不同。

　　日本《日本时报》网站1月19日报道称，很容易将这3个国家进行比较，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类似之处：英语与本国语言完全不同；它们都限制移民[微博]，而且没有完全沦为过某个讲英语西方国家的殖民地；3个国家目前的出生率均很低。3个国家间最明显的不同是规模。中国人口13.5亿，日本和韩国分别为1.27亿和5000万。

　　报道指出，英语教学受到语言保护主义和国民身份等深层潜流的困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亚洲国家英语教学课程的专家胡光伟教授说：“(英语)文化中特有的价值观和信仰可能与学英语者的本土文化所支持的价值观和信仰产生冲突。”

　　胡光伟认为，当在课程中赋予英语以突出地位后，其他课程就可能受影响。作为回应，北京将从2016年开始减轻英语在高考[微博]中的比重、增加语文在高考中的比重，而且，学生将从小学三年级而不是一年级开始学习英语。

　　报道称，如果在课堂外、在社会上不用说外语，学外语的动力从何而来？胡光伟说，一个国家的国民的英语熟练程度是由社会是否将英语视为和接受为一种公用品所决定的。而日本人似乎不这样看。

　　报道指出，英语学习也随着经济发展而经历了起伏。胡光伟说，在中国，“人们曾认为，掌握一门外语对满足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发学生智力和推高教育质量等需要而言至关重要”。

　　目前在中国当外教的贾森·里恰尔迪的母语是英语，此前曾在韩国任教。他说，他接触到的学生十分重视英语这门语言。在韩国，也能感到人们普遍重视英语。但他不确定在日本是否同样如此。贾森说：“也许，英语热在日本已经消亡的原因是，日本人在全球市场中已经获得了地位——日本已经超越了那个阶段。”

　　2012年的人均GDP增速反映了里恰尔迪的直觉想法。世界银行称，中国、日本和韩国的2012年人均GDP增速分别是7.3%、2.1%和1.6%。日本已被视为发达经济体。而联合国认为中国和韩国均为发展中经济体。

　　报道称，进入美国大学的学生数量支持这一结论。2009年以来，中国的留美大学生数量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2012年为23.5万。韩国排在印度后面，位列第三，送出了7万学生。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末在所有国家中排名第一，但现在排在第七，为2万人。

　　位于浙江省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微博]的语言教育学教授冯安伟解释说：“因为中国在过去30年中刚刚打开大门，出国深造仍是很多家庭的梦想。”

　　胡光伟说，获得社会地位是学英语的另一动力。他说：“在中国，熟练掌握英语已经成了一种具有极大交换价值、极受重视的文化资本。”冯安伟同意这种观点：“很多特权工作和机会都取决于你在大学时期的英语考试中的成功程度。”

　　然而，东京大学比较教育学教授恒吉僚子说，在这一方面，日本有所不同。她说：“在日本，尽管对英语的重视程度增强，但成为精英与说英语没有关系。”(编译/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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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式英语在华流行 “No zuo no die”走红

　　新加坡《海峡时报》5月5日刊发题为《中式英语在华日益流行》的署名文章，作者《海峡时报》中国区总编许建明在文中称，欢迎来到中式英语的世界。正如新加坡人爱他们的新式英语，泰国人爱他们的泰式英语，有强烈中国特色的英语也在中国日益流行。

　　文章说，因为同事没完没了地从自己的报告里挑刺儿，一名中国办公室文员很可能回敬道：“You can you up，no can no BB！”(你行你上，不行别废话！)

　　“No zuo no die”(不作死就不会死)常常在社交媒体上出现，用来警告别人不要做可能让自己陷入麻烦的蠢事。其他流行语还包括“tuhao”(土豪，即钱很多但没品位没礼貌的人)和“diaosi”(屌丝)。

　　最近，更多中式英语进入英语字典。在中国，很多人认为这凸显出祖国在世界上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尤其鉴于中文渐渐成为在西方世界受青睐的文字。不久前，“You can you up，no can no BB”成为美国在线俚语词典“城市词典”中最新录入的词条。这个在线词典有770万条解释，都是普通词典里没有的俚语和流行语。较早收录的词条包括gelivable(给力)等。

　　文章称，中国国家媒体以几乎庆祝的口吻报道了“城市词典”最新录入的词条。一家媒体说：“或许不久之后，讲英语的人在面对批评时就会说‘you can you up，no can no BB’。”

　　一家官方报纸发表评论称，一种语言的流行程度很可能是衡量这个国家对世界其他地区有多大影响力的最好标准。该报称：“中式英语可能将不再被当作英语错用的反面例子，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式英语词汇和表达方式开始被以英语为母语的主流社会所接受。”

　　这种积极的语气跟中式英语曾经遭到的厌恶形成鲜明对照。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中国下令消除各种标志和菜单里的中式英语。

　　但是，赞成与反对中式英语的争论还在继续。该报写道：“有些人担心，太多的外来语和外国表达方式会破坏语言的独立性，但有些人认为，这进一步证明了全球化的不可逆转。”

　　支持者称，中式英语是对语言的创新使用，发明的词语体现了社会现实。比如，smilence意思是笑而不语。反对者认为，中式英语的流行妨碍了正常的英语学习。

　　但是，与英语对中文的影响相比，中国政府更有可能欢迎中式英语的流行。

　　《人民日报》日前在一篇文章中批评英语首字母缩写词在大众传媒中的蔓延，说这破坏了汉语的“纯洁性”。

　　中山大学[微博]教授周海中认为，中国应当对中式英语更为宽容，理性客观地看待这种现象。他还说，中式英语将随着用途的减弱而逐渐消失。他在接受新华社旗下的《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学生应学习使用现行的标准英语，有关部门应协助规范中式英语的运用，使中式英语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一种独特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