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希望在书里登一张我在美国之音录音的工作照片。当这个要求从E-mail上传过来的时候，我正好在准备录音，一边调着声音，一边和编辑聊天...

　　"请继续说，"编辑说，"随便说着点儿什么。"

　　"随便说什么呢?"我问。

　　"嗯，就说说你那边天气怎么样吧。"

　　"天气不错，一直在下雨，这么说吧，我的后院有好几棵粗树，晴天里什么也看不出来，一下雨，树身就立刻浮现霉绿点，很象幽灵大白天溜出来了。"

　　"好了，声音很好，可以录了，念错的地方，就从那一句头上再来一下。"

　　"Yeah."

　　你在短波中听到的我的声音，是这样从我家地板上开始的。坐在地板上挺舒服，肩膀上夹着无绳电话，眼睛看着电脑里写的稿件，电脑也在地板上。凭着一只电线都不存在的普通电话，就把乔治亚乡间的我和华盛顿的机房连接起来。

　　基本上，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你的晚上和早上都有我，在《作家手记》一栏里。不过，我要是在这里给出在美国之音录音间工作的照片，有伪造的嫌疑不说，还有着真实的危险。

　　禁忌与图腾

　　通过电话远距离录音的技术手段，在美国之音已经使用了一些年头。这类玩意在高科技普及的美国广播界是小菜一碟，绝非美国之音独有，然而，美国之音在媒体帝国仍然是一个独特现象。这个大牌媒体自身是一个很难触摸的话题。

　　我的一位老朋友"文化大革命"中被捕入狱，罪名包括：写诗，听披头士，以及偷听敌台。敌台就指的是美国之音。他被判刑20年。就像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经历的，他好几次被五花大绑着，陪被枪毙的犯人上法场。

　　但这并不是危险的全部。危险同样来自美国方面。在美国之音的大结构中有一个小办公室：TheOfficeofExternalAffairs，翻译过来，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个权威独特的小机构一样，正好也叫"外事办"。美国之音工作手册中写着："由于外事办是与新闻媒体联络的通道，任何对美国之音工作人员的采访，拍摄美国之音的工作情景，必须事先得到外事办的许可。任何美国之音雇员想要出书或者发表文章，参加有关美国之音或者美国国际政策的讲演，必须事先得到这个办公室的批准。"据说，中文部有位雇员写了文章，想讲讲工作经历什么的，文章要通过"安全检查"，最后发表没有不得而知。谁想从外部探听吗?同一本手册紧接着写明："同样，对于想从国外使馆了解有关美国之音广播情况的人，使馆应把他们推荐到外事办来。"看得真够紧的?

　　最厉害的是，在美国这边有一些法律管着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机构。最重要的法律是1948年签署，1972年修正的Smith-Mundt法规，公共法402。此法规禁止美国之音节目材料在美国国内散布。解释是，让有政府背景和便利条件的美国之音,加入国内新闻业竞争是不公平的(比如对国际事件的采访)。想得到美国之音写作或录音材料的研究者(多半是学者一类呆瓜?)要和外事办协调。

　　美国之音。一种图腾。一个禁忌。

　　在中国，一方面，美国之音节目提供了语言学习的公开材料，美式英语900句早就取代了牛津腔，在外文书店里,成排、成排着美国之音开办了40年的慢速英语课本，以及美国之音广播的文化、科技、历史话题的英语录音带。这些材料无限滋润着出版者和零售商的利润，成就着无数TOFEL和GRE考生的梦想。英文节目针对东南亚听众的《美国法律常识讲话》在三联书店翻译出售着。同时，美国之音的新闻一直是"超级说法"的民间之耳，是个人之间交流看法的背景参考，到了危情时刻，它也是四面敌意围攻的打头阵的标志。干脆给它的新闻戴一顶"造谣"的帽子。

　　美国之音。一个有点吸引人冒险的题目?

　　检查一下冒险的条件：我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不属于他们的雇员。我住在美国，不打算上驻华使馆报到，而且，我挺娇气的，据我的经验，美国官僚比中国官僚一点不含糊，一想到和"外事办"打交道，意味着写报告、解释、微笑，我就头大，我决定饶过这道衙门。在只身前行的时候，我还告诉自己要具备独侠的忠诚，这就是说：绝对不能给和我工作的编辑们惹上任何麻烦，他们都对我相当厚爱。

　　这样，我给自己定下的游戏规则是：用个人观察解密一下美国之音。如果说，出版者在录音环节表现了想当然的小误会，那么，我的老朋友曾经为之上绞架的这座险恶图腾，究竟是怎么组成的呢?这也许是让我想冒一下险的原因。英国历史作家霍布斯鲍姆在全面总结20世纪的《极端的年代》一书中写到："在这个新世纪里，平常人家所获得的信息、娱乐，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皇帝多，每天，每时，每刻，信息源源不断输入着。"假如，我们不能对信息来源有着更平等的认识，怎么说明我们的确知道的更多?还是，你不过在以20世纪的高科技方式，快速获取着过去靠串乡小贩口传的唬人谣言而已?

　　这当然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你不难想象我的两难处境。这处境比美国小说家汤姆。克兰西的遭遇一点不差?他的小说触及了美国高级军事机密，给自己找上最尖端的麻烦，他清洗自己的方法是，他证明所有使用的材料都是对公众开放的材料。我只使用公开材料。在美国法律和中国国情的高墙之间，沿着阅读和经验的窄道独行，并且是出版前10天里这样急就章着。出版人在E-Mail里开出如下读者想知道的内容:美国之音结构。历史。中文部。名人名事。以及美国之音的新闻来源是什么。我敢试一试吗?

　　借着"美国之音"这个人人都以为相当耳熟，其实仍旧陌生的图腾，也许正好观察人类在20世纪末沟通方式的技术发展和转移。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和神秘相连，仿佛是永远摸不着门的地方，在电视媒体时代是不是"古典"的代名词?假如可能的话，我也报告一下我观察到的他们怎么办。

　　也许我们有必要浏览一下VOA工作手册的封底印着美国之音的宪章。这是他们的记者编辑的工作准则：

　　一.美国之音应始终作为权威性的，听众信任的信息来源。美国之音的新闻，必须准确，客观，并且力求全面。

　　二.美国之音代表美国，而不代表美国社会中某一个阶层，因此，美国之音在介绍美国的制度和思想时，应当做到内容广泛，报导全面。

　　三.对美国的各项政策，美国之音应该做确切明了的介绍，还要介绍人们对这些政策所发表的认真负责的意见和评论。

　　你不难发现，美国之音和美国外交政策的关系。这是它的任务。是它的历史。是它的矛盾。

　　走进美国之音，这个活儿来得非常偶然。

　　还是1996年秋天的时候，我在乡下写长篇已经写了两年，决定放一放，看网上新闻，看到国会正为在华盛顿增设一个中文电台的预算问题辩论。于是，找了个在华盛顿的朋友打听。那人是研究有关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的，却没听说有这么个事，哈哈笑着说，别又是一个RadioMarti吧?那是美国新闻总属下的一个独立机构，做广播，也做电视，从迈阿密用氢气球发射电视信号，但是古巴人几乎收不到。《60分钟》把这个浪费纳税人钱的项目暴了光，从画面看，每日里仍然一本正经在播音室瞎忙的记者，简直像是在跟自己玩《22条军规》。那位朋友给我找到一个电话号码。打电话过去，对方回答，他们非常需要人，但是不做社会招聘，先看简历，再决定有没有资格应试。是吗?我心里说，那可就不是你想不想要我，而是"求之不得"什么的了。果然，简历从传真机上一过去，那边立刻来电话，要我马上飞去应试。

　　一块和我参加考试的还有两位男人，肤色都比我深，发的考卷不一样，是藏语的，于是也可以说，用中文考试的只我一人。考试分着笔试和录音两部分。笔试包括100道填空题;将几篇讨论如何改造北京厕所老大难问题的文章重新改造;还有一个台湾李登辉面临竞选的话题，给的背景材料是《华盛顿邮报》，《人民日报》和一份台湾联合报系在美国办的《世界日报》，看你怎么处理这些材料。100道类似百秒智力竞赛的题目，让我闻出一种熟悉的旧味道，也让我想起自己的真实状况。这状况是，在所有的社会标准考试面前，我都屡试屡败，无论是电视大众比赛，还是研究生考试。但总不能对发考卷的那位黑人妇女说，嘿，聘用天才时别用这一套。

　　好多题直叫我倒吸冷气：吴仪现在是什么职位?邓小平参加的头一次起义叫什么?乔石的背景经历。像山里文盲一样，我对这些玩意儿或者是一无所知，或者是曾经知道，但是全忘了。我只敢说，100道题里我肯定是答对了"八仙过海"神仙们的职业和背景。那也是恰好碰上了，因为我刚刚帮着好莱坞那边做了一个莎士比亚电影故事，用过这8位，于是查过"辞海"。握着发下来做题的铅笔，我把写的东西勾来划去，撕掉一张写乱的纸，又撕掉一张写乱的纸。我的动静太大了，不断打搅着同一屋的两位藏人，人家一边做题，一边抬头看。我才发现，长期用电脑写小说，我已经不怎么会用笔写字。

　　接下来是录音考试。跟着那位黑人女秘书到同一座楼顶的地方，一看玻璃门里的牌子，虽然在考卷上直找不到北，我立刻又来神了。这地方很有名，《自由欧洲》广播电台。早在当代东欧政治小说里我就读到过。在97年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Kolya》里，捷克人听它的消息判断苏军撤退的动向，电影里听广播的场景是半夜不开灯的床头。冷战结束了，冷清体现在这里，不，这里可比冷清生动多了，人正在过道上捆扎东西，卸东西，"欧洲"编辑撤走着，给"亚洲"腾地方。

　　我们用人家的播音室考试。那两位藏胞，先前一位有点傲慢，一位有点怯懦，这时候都挺紧张，于是我请他们先录音。同时看发给我的两份材料。一份是新华社的新闻稿，反对美国在联合国假裁军建议，另一份是小说片段，蒋子龙《乔厂长上任》中的爱情段落。预习着，觉得有点滑稽，想当年混身小说界的时候，我都没怎么读过"改革小说"，此时却来一字字演义，不由猜想选题人的背景够多老派。

　　到后来跟美国之音录音的时候，我越发觉得人家这里的录音室真不含糊。4个从空中吊下来的麦克风集中在嘴前，大玻璃那面的录音师是位东欧人，英语带着腔儿。中文对他来说全属那两个字：天籁。他面带微笑，说让我试试音，说他会尽量给我调出好声音。我对他说了句中文，问他怎么样?他立即回答：Marvlous!(妙极了。)我微笑报答。还用说吗?无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普通人》当节目主持，还是在天津文艺台播讲我自己的小说，我的声音都好调到，被我们的录音师肯定又肯定过了。

　　我用标准的播音员腔调，飞快地念新华社稿件，这位挺英俊的录音师，戴着耳机挺专心，也许是被两位太紧张的藏胞折腾坏了，我一字不错飞快念完稿子，他还没回过神来，以为我还在试音呢。换着手中的稿子，我有点儿挑逗地,改用英文对玻璃那边说，下面念的是一段小说，有关爱情的。录音师大笑，我仍然微笑。他的大老乡，俄国戏剧大师斯坦尼拉夫斯基说过，先生们，小姐们，我可以把菜单念得崔人泪下。那么，我也不难把老虎钳和轴承念出柔情。

　　录音间坐着一个嫩气的中国姑娘，脸上露出自己人的近呼："你叫什么名字?"她显然忘记了不要打听考生的规矩。在她眼里，我和她今后就一个食堂吃午饭了。是吗?我猜想回头看考卷的人不这样认为。回到笔试地方，走过一间屋子，有两人正贴桌谈话，一个句子飘过来："我在大陆人脉很深..."象在谈生意，也像政工或是特工，朴素的留学生衣着。这很有什么吗?我问自己。作家中我最崇拜的格雷厄姆。格林，不是也为英格兰的军事5处干过事吗?对写作待者来说，所有经历都是很有趣的，都可以成为写作的材料。然而，无论如何，怎么改造厕所，包括乔厂长的爱情，以及飘来的小谈话，都让我觉得不那么太有吸引力。

　　这样想着，走过着航天馆、艺术馆，我一个人在华盛顿中心转悠着，走到史密斯桑尼亚博物馆，找了一个公共电话，投入25美分，通过AT&T接线生，要《美国之音》中文部。想出一个多年前采访过我的记者名字，想请教一下到底在发生着什么事。

　　"这简直太神了!"记者在电话那头叫起来："今天早上开会时，我们还说到你呢!你现在美国的哪里?"

　　"我在华盛顿，想和你聊一会儿天，你们到底在哪里?"

　　我把自己送到博物馆来，实在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因为"美国之音"就在--他的回答是：

　　"你放下电话，一拐弯儿就到了。"

　　(明天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