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价值”有多大？

　　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中国EMBA教育似乎就充满了浓厚的重商氛围。相对于已办了十年的中国MBA来说，中国EMBA的门槛显然要低很多。有人戏称，EMBA的E是“容易”(easy)或“昂贵”(expensive)的意思，因为企业老总们不必削尖脑袋参加入学考试。

　　还有句简单的话，把EMBA和MBA之间的关系说得十分清楚：MBA关心“谁是我的老师”；EMBA则更关心“谁是我的同学”。国内一家著名的商学院招生广告赫然标出一些国内企业界风云人物的名字，其中一些名字在中国富豪榜上排名前20位，广告词极具诱惑力:“ 在这里，你可以叫他们同学。”

　　“上课并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班里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做不同事情的成功人士，这个平台很有价值。”几位在武汉大学攻读EMBA的学员，一个月之中只花四五天时间去上课。当记者问及选读EMBA学位初衷时，他们作出了这样的回答。

　　采访中，记者发现这种心态在EMBA学员中很有普遍性，这或许是EMBA班又被称为“富人俱乐部”的原因吧。许多学员看中的是和他们一起学习的EMBA同学这一含金量很高的“特殊关系网”，并大都认为这对自己的职业生涯“非常有帮助”。

　　而在大打“校友牌”的今天，一些学校也不否认创办EMBA班是“醉翁之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张中华介绍说：“学校不仅不与学院分成，反而拨出经费支持办EMBA。同样，今年在浙江开设教学点并不指望在学员身上获多大利润。教授们的飞机票、食宿费用都由学校承担，却没有多收学员一分钱，与到武汉读的费用完全一样。”

　　张中华说，EMBA学员都是企事业单位或政府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他们是学校的一笔巨大财富，对学校各方面发展都有益处。仅以学生就业为例，将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学生面试遇到的“法官”，很可能就是这些学员。

　　但对于“EMBA＝特殊关系网”的这一观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教授不完全认可。他认为，衡量中国EMBA教育成功与否，除了“关系网”这个指标外，还要考虑另外两个关键指标：一是看其学员毕业以后的年薪能达到怎样水平；二是看学员知识增量状况。

　　不管EMBA的平台价值有多大，一个不容否认的现实是，EMBA学员们正在日益成为他们所在领域的引导力量。也就是说，不是选择了EMBA就能成为精英，但的确越来越多的精英在选择EMBA。

　　走出困境要多久？

　　作为培训市场的塔尖部分，中国EMBA教育势必经历一场裂变。业内专家分析认为，EMBA办学中的浮躁之风，只是中国经济学教育现状的一个缩影，其在起步阶段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在深层上折射出了中国经济学教育长期处于贫困的尴尬。

　　十几年前，戴着“新中国第一位哈佛经济学博士”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等光环的邹恒甫回到母校—— 武汉大学。但这次回来的所见所闻让这位爱国学者痛心：用的经济学教材与他上世纪70年代末期读本科时几乎没什么区别，个别教师的备课本甚至已发黄了。

　　“贫困”，邹恒甫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 “现实生活已经粉碎了许多传统经济学理论，可教材依然没有更新，有的翻译甚至错误百出。”为了振兴中国经济学，他最终决定回来。他给武汉大学学生以及年轻的经济学教授讲授最新的经济学理论，强调要重新调整课程表，并每年都从欧美一流大学聘请多名顶尖经济学、管理学和金融学教授到武汉大学授课，但这就意味着80%的老师将不能登台上课。有一段时间，有些老师联名抵制邹恒甫回国讲课，但富有远见的校领导为他顶住了压力。

　　此后，在邹恒甫及其追随者的努力下，全国性经济学教育的改革悄然启动。邹恒甫每次从美国回来，都会带回一大箱书。正是这些书，哺育了中国新一代经济学人。如今，多年的努力开始结出硕果，邹恒甫每年都要送十几位学生到欧美一流大学直接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但改革要脱胎换骨并非一朝一夕。武汉大学商学院教授邹薇说：“现在，国内各大商学院开始引入主流经济学的教学体系和方法，恒甫先生只是把研究方向扭过来了，今后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她表示，作为舶来品的EMBA教育如果不引入先进的师资、教材和教学方法，必定要走太多弯路。而这种“拿来主义”式改革，对许多高校无疑也是一个冲击。

　　业内预测，中国的EMBA教育出现优胜劣汰乃大势所趋，未来十年后将会有十个左右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本土品牌。

　　(本文作者为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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