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谢海涛

高考作文45年走了多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高考作文，一代人有一代人关于高考作文的不同记忆和情感。从1951年的“一年来我在课外努力地工作”，穿过10年“文革”的停滞期，直到今天的分省命题

，高考作文已走过了45年。

　　从来没有一种考题，能像高考作文那样，年复一年引起公众的关注。中学语文教师费尽脑汁追寻它命题的方向，而社会观察者则寻找其背后的社会含义。有人从中看出了彼时自己的酸甜苦辣，有人看出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取向和价值判断，也有人说作文就是作文，一道考题而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高考作文，一代人有一代人关于高考作文的不同记忆和情感。从1951年的“一年来我在课外努力地工作”，穿过10年“文革”的停滞期，直到今天的分省命题，高考作文已走过了45年。

　　从泛政治化到多元表达

　　华东师大历史系副教授刘擎1977年参加高考时，作文题目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青海卷)。那是不平凡的一年，拨乱反正，整个时代都处于一种向上、凯旋式的氛围里，似乎人人都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充满希望，14岁的刘擎要代表失去上大学机会的父辈兄长考大学，他想：不能再等了。那是个青春朝气的年代，那个题目特别契合他，他在考场上一气呵成，语文最后得了86分。

　　那一年，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也参加了高考。他所在的公社就有4000多名考生涌进考场，而整个广东共有80多万考生，可谓是千军万马赶考场。当时各科均为开卷考试，座位前后的考生都有用旅行袋装书进考场的。他拿到的作文题目是《大治之年气象新》(广东卷)，在作文中他写了恢复高考后，怎么去同学家里借书，怎么复习迎考，一个时代的新气象在纸上铺开。

　　在李公明的印象里，那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年代，人们用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待学生的语文表达，检测他们的能力。这实际上秉承了自1951年以来的高考作文思路。在中国高考的第一个15年(1951-1965)里，作文题目烙上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如1958年的《大跃进中激动人心的一幕》，1963年的《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1965年的《读书与革命》。

　　1966-1976年，中国没有高考。“文革”结束以后的30年，上海复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总结认为，“高考作文几经变化，从泛政治化到道德说教，到个性表达型，再到多元时代。”

　　1977年至1980年代初，高考作文泛政治化的倾向比较明显，和当时的形势结合得比较紧密。比如《抓纲治国两三事》、《知识越多越反动吗》、《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等等题目，都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

　　1985年的材料作文“致光明日报编辑部的信”(关于环境污染问题)，开始从政治引向社会问题。1995年作文素材——诗歌寓言《鸟的对话》，说明一个道德和思想方法的问题。1996年关于给六指做整形手术的两幅漫画比较，也要求考生对不负责任的社会现象进行批驳。

　　1998年以后，个人化、贴近自我的东西多了，题型也变了。那一年的题目是《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其后的年代，《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心灵的选择》等个人化、新鲜的题目先后出现。

　　诗歌回归高考的背后

　　有论者认为，很长时间里，高考作文的价值观、道德观被放在突出的位置，立意压倒一切，而语言表达的地位一再下降。诗歌在高考作文中的命运颇能说明问题。

　　在中国的高考作文里，诗歌一直是个异类。虽然从“文革”后期到1980年代，“整个社会都有着诗歌的味道”，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诗教的传统，诗歌却无法避免被放逐的命运。有人为此而叹：高考作文45年，多少年在如诗如画的年龄，却不能直接表达诗情，以至于“青春在高考作文中缺席”。在一个流行标准化的年代里，诗歌何为？

　　“诗歌终于正式解禁了”的消息，见于媒体对2006年的全国高考大纲的解读，其中关于高考作文不再限制文体的内容经网络传播迅速引起广泛关注。而早在2005年，高考大纲中关于作文要求的表述就从“能写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及常用应用文”调整为“能写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及其他常见体裁的文章”。而近两年各地的高考试题，更是不再为作文文体设限。

　　诗歌这种个性化高考作文的命运轨迹，见证了高考作文文体上的变革，伴随着的是1977以来高考作文命题形式的变迁：从命题作文到材料作文，再到话题作文。

　　1977年，全国高考作文以《学雷锋的故事》为题，开命题作文先河。命题作文确立了严格的写作范围，包括体裁、题材，乃至不同体裁所包含的特有写作要求，但易猜题、押题，且在思维方式上对考生的限制很大，有1982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1988年的《习惯》及1994年的《尝试》。

　　1980年，材料作文开始出现，当年的题目是：“读后感：《画蛋》”(达·芬奇的故事)。材料可以是一则寓言，一个典故、一句成语、一种说法等，作文的主题须从中提炼、挖掘，要求考生透过字面意义去感知其本质内涵。该题型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猜题、押题，但由于框框太多，审题难度过大，日渐流于“新八股文”。

　　1999年，话题作文开始登堂入室。话题往往是考生写作的一个源头，它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既开放而又有约束力的题目。例如1999年“假如记忆可以移植”、2000年“答案是丰富多彩的”、2001年“诚信”。

　　学者分析，高考作文在命题方式和文体上的变化，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多元、思潮的开放分不开。而诗歌的回归，似乎让人们看到语言表达在高考作文中地位回复的希望。

　　离文字之美、思想之根有多远

　　自2004年，高考语文试题除全国统一命制以外，上海、北京、天津、广东和重庆等11个省市(区)单独命制，各地高考作文命题如杂花生树。当高考作文的内容从泛政治化过渡到多元表达，当作文命题上的多元化也已形成时，高考作文离文字之美、思想之根有多远，回到作文本来的面目还有多远呢？

　　教育学家对该阶段的解读是，对生活的思考和体验成了高考作文的一个方向。2005年，重庆的《自嘲》，天津的《留给明天》，江西的《脸》等，各自体现了人们对生活的自省和体味。在当今中国社会日趋激烈的竞争中，人们在寻找机遇的同时，也在寻找价值定位。高考作文的命题，其实暗合了这种寻找。另一方面，高考作文也正在和当下的主流文化生活日益接近，更接近年轻人今天的生活氛围。比如上海的材料作文请考生谈谈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校园民谣、卡通音像制品等对自己的成长所形成的影响。这些题材在命题的过程中，其实包含了社会对主流文化的思考。

　　在黄玉峰的印象里，在作文命题多元化的同时，也进入了这样一个误区，就是争奇斗艳，各个省市(区)要显示自己题目出得深奥，怪、难、偏现象频出，而不是站在学生需要的角度去考虑怎么出题，怎么写。这种现象在2006年更为明显。

　　比如：2006年天津市高考作文题：“愿景”，新华字典里有一个新词，叫“愿景”，请以“愿景”为题，写一篇800字的议论文。黄玉峰说，“愿景”是台湾经常用的词，在大陆还很生疏，他问了很多上海的学生，他们大多数都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浙江省的“生有所息，生无所息”的题目，题干特别长，要完全读懂，理解题目，都要花几番踌躇，这就难为了广大学生。

　　黄玉峰认为，命题的形式多元化了，并不等于适合了学生实际，更不等于能鼓励考生充分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展示自己的才华。作文题的设置，必须从逼着学生不得不“迎合”的怪圈中解放出来。

　　对于高考作文是否应该回到文字之美、思想之根，黄玉峰认为很有道理，作文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充当指挥棒，引导学生提高语言和思辨能力。而多年来泛政治化，道德说教之类的影响，造成了高考作文的偏差。解决办法，就要使作文题目出得好。作文题目的好坏，有几个条件，一个是能够激发学生的写作欲望，点燃其激情；二是使得所有学生都有话可说，不要难为学生；三是有区分度，容易区分高水平作文与平庸作文；四是导向要好，促使学生关注一些社会问题有利于今后的语文教学，有利于促进学生的精神成长。

　　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丁丽洁更喜欢那种看似空泛的但是目的很明晰的题目，她认为，那种有明显导向特别是道德导向的题目，太容易迎合了，只能使投机取巧者获利。丁丽洁对1954年的高考作文《我的报考志愿是怎样决定的》怀有好感。她说，这个题目没有任何的导向性，但是要你说什么话题很明确，也能看出孩子们对待这件事情所灌注的理想、憧憬，对自我的认识处理随之而来的矛盾等等。

　　风雨45年，浮沉跌宕，高考作文一再被附加了不同的时代内涵，有着不能承受之重，高考作文应该主动承载种种社会功能，还是该早日回到文字之美、思想之根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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