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职业化改革

　　司法职业化改革——统一司法考试

　　统一司法考试制度产生以后，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也就开始逐步形成，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头等大事。

　　2001年10月，两高与司法部联合发布《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其中第二条规定:“国家司法考试是国家统一组织的从事特定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司法考试制度脱胎于1986年开始的律师资格考试制度，但它与律师资格考试有着本质区别，在2002年以前，进入法院等司法机关的人不需要经过特别的全国统考，只有律师职业才需要律考，它所导致的结果是多年下来，律师的法律职业水准大大超过其他法律职业，并且导致法治的不统一。而统一司法考试制度产生以后，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也就开始逐步形成，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头等大事。

　　从目前司考的状况看，学习法律的人越来越多，司考对许多人来讲，已经是一件关系到就业和事业的大事；对国家而言，司考能够提升法学教育水平，提高司法从业人员的职业水准，尤其是为逐步形成一个庞大而理性的法律职业群体，为有效地追求公正的司法实务打下一定基础，并且为社会公正的稳定奠定部分基础。

　　但是，司考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可能也存在弊病，从出题的科学性到判卷的公正性以及考试判卷程序透明度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院

　　在当前刑罚人道主义的世界性浪潮中，最高院收归死刑复核权可视为对此潮流的认同。只是接下来的这一年，最高院关于死刑复核权的回归还有大量事情要做。

　　在古代，死刑复核权一直是历代最高司法当局的权力，体现仁政的录囚制度便是皇帝亲自审理犯人的常制。中国人自古讲究慎死恤生，《尚书》中那句著名的“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可错放有罪的人)经常被后代作为经典的司法政策引用。《二十五史》的历代《刑法志》中大量记载了古代帝王慎杀少杀的司法政策，例如唐代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唐太宗释放了390名死刑犯(“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悉原之。”《新唐书·刑法志》)可谓古今中外唯一的案例。因此，将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院是向一种宝贵传统的回归。

　　自2002年陕西董伟“枪下留人”案，到河北聂树斌“冤杀”案、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再到河南胥敬祥“抢劫”冤案，4年来，呼吁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声音遍及各个角落。

　　2005年3月10日，肖扬院长宣布最高法院将收回死刑复核权。2005年10月26日，最高法院颁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其中提到:“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并制定死刑复核程序的司法解释。”

　　2006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法院组织法》，规定从2007年1月1日起，最高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这无疑是2006年最重大的事件，也是数年来朝野双方在重大人权问题上良性互动的典范。

　　在当前刑罚人道主义的世界性浪潮中，最高院收归死刑复核权可视为对此潮流的认同。只是接下来的这一年，最高院关于死刑复核权的回归还有大量事情要做。

　　司法改革之路漫漫修远

　　不管我们是否知道路在哪里，不管我们走的是阳关大道还是羊肠小路，在这条满布荆棘的道路上行进，可以改变速度，可以调整步调，甚至还可以重定方向，但不可能停止。

　　要全面盘点迄今为止的司法改革之成果与不足，这样的篇幅是不可能的，例如检察院在司法制度中的地位问题、审级制度问题、司法财政问题、法官选拔制度的进一步优化问题、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问题、司法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问题、宪法的司法化问题、司法的制度环境、社会环境问题，等等，诸如此类，不遑多举，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

　　1959年，法国天才导演戈达尔，以电影《筋疲力尽》开启了法国新浪潮电影。他用动荡的镜头、跳接、省略、虚实互换、插入不相干内容等多种手段，将各种电影元素和不同的艺术手法混杂在一起叙事，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思想与视觉冲击。当代中国，正如戈达尔作品中的世界，在这个高速转型的大时代，中国的制度与社会变迁面临着诸多让人欣喜或让人沮丧、令人振奋或令人遗憾、令人感动或令人愤怒……的现象，司法改革正是其中一环，它不可能简单。

　　15年，也许是短暂的，但又是长远未来的起点，它似乎让人看到稍纵即逝、似存非在的现实和未来。不管我们是否知道路在哪里，不管我们走的是阳关大道还是羊肠小路，在这条满布荆棘的道路上行进，可以改变速度，可以调整步调，甚至还可以重定方向，但不可能停止。(作者：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萧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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