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最不喜欢学校的地方，陶雨晴一口气说道：只看分数，不尊重人，不尊重人的欲望，不尊重人的个性。让所有的人都一致化，用严厉的标准把你卡在一个小盒子里，还说是为你好。“在学校的网吧里，骂老师的帖子特多，上去一看，你就知道学生心里想的是什么。跟学校教的那套，完全不一回事。”

　　老陶的观察是：学校的思想教育，是让小孩虚伪化的过程，好多道德标准要求很高，根本就做不到。教育者假装在教育别人，被教育者也假装在听，大家都心照不宣。心里想的跟表现出来的完全不一样。而陶雨晴呢，就属于虚伪化过程没完成，不太成功的，所以，她才处处碰壁，较劲儿。“她的痛苦在于，不想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想什么就表现出什么。也许有的学生想得比她还严重，但人家不表现出来，表面上规规矩矩的。”

　　“别人都能顺从，你也就随大流呗？”我问陶雨晴。

　　“可我心里不舒服。”

　　私底下，她们同学也都讨厌虚伪的人，讨厌一本正经、装模作样的人。“你猜我们怎么说：莫装逼，装逼遭雷劈！”话音未落，我和老陶全乐了。

　　“这话虽不好听，但精辟！在我价值观形成时，我觉得许多学校里教我的东西是错的，我不能接受，但我又不知道正确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也迎合学校教的那套，有时候又批判它。人很烦，很偏执。”

　　停了一会儿，陶雨晴面无表情地补充了一句：“我不喜欢过去的我。”

　　曾有老师让老陶保证，一定要孩子这样那样，否则就别来学校。“我可以保证我自己怎么样，不能保证别人，虽然她是我女儿，可也是别人啊。”

　　直到现在，老陶也觉得：老师的话要听，但也不能全听。因为老师对待学生全是一样，而家长知道自己孩子是啥个性。“像陶雨晴这种孩子，逼急了，弄崩了，出了事怎么办？我可不想冒那个险。强迫孩子老老实实听话，考个高分，结果把孩子心理弄扭曲了，精神不健康，划不来。”

　　折腾得最厉害的时候，学校把老陶叫去，下了最后通牒：要么领孩子去做心理咨询，要么休学走人！被逼无奈，老陶只好领着小陶，四处找人咨询。爷俩跑了不少地方，可都说孩子没毛病，正常。

　　有一回，他们去北京的一家医院，特意找了一位有名的心理专家瞧病。忙活了半天，老专家也说孩子没事。“我说，学校说有病，他们还说了，要是医生说没病，就给开个证明。老专家一听就火了：这有病没病的，是我说了算，还是他们说了算？有病我开证明，没病我开哪门子证明？这是我的电话，叫他们直接打电话找我！”

　　“到底是谁疯了？”那段日子，老陶心灵饱受煎熬，小陶心情也坏到了极点，她读了大量的李贺的诗。

　　李贺是一位中唐诗人，因为不能参加科举，他也就断了仕途，做官顶多做到九品。前程黯淡、贫病交困的李贺只活到27岁，被后人称为“诗中鬼”。陶雨晴说李贺的好多诗，写得够惨，够吓人。“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衣如飞鹑马如狗，临歧击剑生铜吼。”她对李贺的评价是：文字是癫狂的，是大气到恐怖的，甚至是一种病态的梦幻。他很擅长描写这种心理，悲凉、无奈、空虚，还有几分愤慨。

　　“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很坏，处处碰壁。”到底情绪糟到啥程度，会让一个花季少女，跟那个一千多年前失意落魄、抑郁而终的短命诗人，心境相通，惺惺相惜呢？

　　“唉，总算都结束了！自打上学后，她就没高兴过，我也是受尽折磨。陪她上一回学，赶上我读8回了！”老陶感叹道。

　　“我就是个投降派！”

　　“我总是抑制不住自己写作的冲动。”陶雨晴说。

　　女儿写的东西，有些给老陶看，有些不给，偷偷发在网上。她在一些科普类的网上论坛里小有名气，也花费了不少时间。对此，老陶表示理解和支持。“这多少让她心里平衡些，因为在学校，很少能跟同学交流、讨论这些东西。”

　　中考完的暑假里，陶雨晴写了一篇文章，叫《永州之野》。老陶看了，觉得奇怪：“这是我孩子写的吗？”拿给当记者的朋友们看，大家也都挺惊讶：这哪像个初中生写的，文字这么老道。大家都鼓励她参加“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结果，得了个一等奖。

　　获奖后，小陶挺高兴的，把荣誉证书拿到了学校。班上有个体育生，看了后怪稀奇。“唉呀！这是全国的奖啊！”他带着小陶和一大帮同学，浩浩荡荡开到老师办公室，问老师：这个高考能加分不？老师瞅了一眼说：不能！这个东西不行。一群人只好悻悻地回去了。

　　陶雨晴出过一本书——《窃蛋龙的千古奇冤》，里边收集了42篇她写的科普文章。看她书里的小标题，挺有趣：《北京害虫排行榜》、《小孩子为什么喜欢恐龙》、《无毒不世界》、《写金丝猴的作家还吃野生动物吗》。书的扉页上有一段介绍文字：“与许多作文写得好的孩子不同的是，陶雨晴是一个有着博物学家潜质的写作者，她对大自然特别是生物有痴迷般的兴趣和十分丰富的知识。”书印了1万册，老陶刚刚问过，现在还剩下1300本。

　　“出书了，没送给你们语文老师？”我问。

　　“送了，但她没时间看。每回上课，老师都说整天多忙呵！多累呵！光那些作业本，够15个人看半个月的啦。”

　　说起上语文课，小陶来劲儿了。她最不能容忍的是，有一些好文章，老师却没有讲好。“像《藤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写得多好呵，文字多么光彩夺目，如果讲得很悲惨，那文章的美感，全给糟践了。”

　　老陶的解释是：“现在的老师为了应付考试，不是教会学生欣赏，而是把文章剁碎了，从里边找分。”

　　还有一回，课上讲郦道元的《水经注》，文中有一句：“夏水襄陵，沿溯阻绝。”课堂上的解释是，因为发大水，航道断了，船行受阻。但陶雨晴认为不是，水越大，船越好走，江里头所有阻碍行船的东西都没有了，这样船才能“朝发白帝，暮到江陵”。课上，她就跟老师辩。

　　老陶对老师深表同情。“一个班上，假如有几个像她这种孩子，就乱套了，课就没法上了。为了高考，只能是老师说什么，学生听什么，叫你背哪儿，你就背哪儿。辩什么辩，谁有工夫跟你扯这些？高考一完，学生走人，老师了事。”

　　“真没见过像你家这种孩子的，她提的一些问题，都不是她这个年龄段该问的。”老师对陶雨晴感到头痛时这么说。

　　高二时换班主任，新换的老师对陶雨晴挺重视，特意到老陶家做工作。

　　“想招安她，答应让她当班干部，但人家就是不干，我觉得也不靠谱儿。”老陶笑着说。

　　“与其招她当班干部，不如多夸她几句呗。”我说。

　　“作业都不交，夸啥？”“总有长处，比如她作文好。”

　　“作文好，但她不按要求写，跟高考没关系，就是没用。”平常还行，到了高考，老师得考虑分数，不再给她“创作自由”，因此产生了冲突。

　　老陶一度挺矛盾：凭这孩子的智力，如果把她的特长、兴趣拼命给压下去，写作放下来，让她一门心思奔高考，死抠教科书，肯定也能考出高分来。“但是她不干，我也不忍心。”

　　“我就是个投降派！”老陶这么说自己。肯不肯跟现在的教育制度妥协？虽然痛苦挣扎过，但他说自己还是投降了。“应该说，好多小孩都不适应这种教育制度，但最后都服了，怎么办呢？你改变不了环境，就只能改变自己呗！”

　　老陶的政策是，大学还是要上的，上了大学就行了，哪怕二本也行。但陶雨晴不想上大学，高中最后一个学期期末考试，只考了346分。

　　老师劝她：你的潜力大，只要听我的，好好学，我保证你考上二本。但陶雨晴的倔劲儿又上来了，很愤怒：二本坚决不上！结果只考出500分，就是个二本，她要求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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