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面临道德的质疑，“校长推荐制”的价值依然不可替代。

　　其实所谓“校长推荐制”，本来就是“新瓶装旧酒”。华罗庚初中数学考试不及格、钱钟书数学只考了15分、曹禺三次高考落榜，季羡林、闻一多、吴晗、臧克家等等也都是走了“捷径”。如今再无大师，“一刀切”的高考制度扼杀天才已经被证实了几十年。

　　我们大家都承认，打破一考定终身的应试教育模式，是中国教育的希望所在。在高考制度无法根本性改变之前，允许一些高校多点自主招生的尝试，这实在是利大于弊的事情。如果北大连选择这39所中学的权利都没有，所谓自主招生和素质教育实验，恐怕无从谈起。

　　况且人数也是九牛一毛，只占北京大学本科招生计划人数的3%，而且仅仅降了30分，打折的力度顶多只有九五折，更不需要大惊小怪。我看，这一小步迈得可谓小心翼翼，现在很多人一定要推测，小碎步要摔个大跟头，我不信。

　　如果正如北大所说，这是一个程序设计，不是校长简简单单就是签个名，而要经过学生公选、老师讨论、家长确认、北大专家组“质量再考评”、名单公示，能最终过五关斩六将的绝不是等闲之辈。

　　因为看不惯校长腐败，怕噎着就不吃饭，最终结果只能是天才、偏才、怪才也跟着饿死。一考定终身看似公平，其实这才是中国教育问题滋生的“病原体”。自主招生不光要尝试“校长推荐制”，也要尝试更多更大胆的新体制，只有这样一个复合型的选拔体系才能具有“规模效应”，才能抵挡权力、金钱的冲击，才能真正公平。(付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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