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得莫衷一是的中学校长推荐制，说明一个道理：在这个信任度缺乏和价值观多样的时代，很难找到让人眼睛一亮天才乍现的规则，只能苟且地兼顾效率与公平，在平庸中寻找点滴的突破。而背后的原因，可说是有限责任的一种制度嫁接。

　　目前，攻击校长推荐制的舆论指向主要有三。

　　一是，北大给了中学校长新的腐败权杖，让校长们假借特长生的名义，把庸才当做偏才推进北大。谁知校长们都是太极高手，让锋利的舆论之矛也软了许多：我们推荐的都是成绩数一数二的，何谈权钱交易之类腐败？

　　二是，全国的中学校长都推荐成绩特优生，简直是浪费名额，哪来罗家伦、钱钟书、吴晗、钱伟长等奇人异士被推荐录取的佳话？完全是认认真真走过场！谁知校长们把矛头轻轻调转给了北大：推荐的学生只能获得北大面试资格，并非免试入学，并非不拘一格，只是可降30分录取。而北大的录取线至少高过重点线30分，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推荐偏科的特长生———偏科生还能上重点线？

　　三是，这是北大提前掐尖的圈套，相当于给了北大两次招录尖子生的机会———等高考完了，又可与清华等名校一起争夺状元。北大作为始作俑者，至今没回应；清华等名校作为潜在受害者，也至今没站出来。

　　这高考(包括改革与不改革)，无论怎么走，都会引起一片质疑。为什么？主因社会信任度缺乏及价值观多样。

　　要说特长，奥运冠军算是特长中的最特长者，可每当某个冠军进了某名校，立马引起一边倒的质疑：人家西方名校，连总统想要个名誉博士都不给，中国这些名校，还有点独立精神吗？

　　可以说，因为整个社会诚信基础的缺失，让校长们根本不敢推荐不善考试的特长生。同样，北大也不敢完全放权给中学校长。

　　再说价值观。现在，随便出台什么政策，马上唱反调的无数，甚至是一边倒的质疑。这是好事，也是坏事：一方面能推动思维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则会抑制思维的创新度———越是新颖的制度，越会影响人的利益，自然越会引发更多质疑。

　　正因如此，不管是制度的创新者，如北大，还是制度的执行者，如中学校长，都会竭力走平衡稳妥的钢丝。牟取私利的冒险勾当，是绝对不会也不用在全国人民的眼皮底下干的。

　　谁也不想、不敢、也不能背负高考改革失败的罪名，这就像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的区别，谁能担负高考改革失败的无限责任呢？在这样的思维下，改革平庸一点，就很正常了。

　　事实上，想靠一个推荐制让钱钟书式的学生脱颖而出，本身就只是舆论的一厢情愿。数学零分而作文满分，那只是旧中国的士大夫教育的结果：重文轻理、饱读经史子集才叫治学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重点中学，哪还有严重偏科的特长生？用吴晗来寄托北大招收奇才的理想，无异于骑驴找马。

　　况且，北大如果真的招了几个偏才，肯定质疑声更大：连奥运冠军都不算舆论眼中的偏才，谁还算？基础教育必须均衡才能让孩子有长远发展的后劲，北大此举岂不是东施效颦般的误导、让天下家长畸形培养孩子？北大怎能与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背道而驰？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几乎所有的改革，都只能算是有限责任的苦涩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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