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2009年11月1日清晨，北京迎来今冬第一场雪。雪下得很大，到下午三点半还不断从天空飘落。租住在西便门一间屋子里的20岁皖北少年许敏看了一眼电脑屏幕上的时间，关掉QQ聊天窗口，出门去上课。千里之外，许敏的母亲从邮局寄出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件厚厚的手织毛衣。

　　雪也下在北京南城的方庄，12岁的郑州男孩可可在一个住宅楼底下玩雪。他估摸着中午出去逛街的妈妈快回来了，果然就看到了妈妈和同租一套房子的阿姨远远地走来。可可抓着几团准备好的大雪球，向她们身上掷去。手里拎着一个平价超市购物袋的赵慧琴吓了一跳，来不及躲开，连脖子里都掉进了冰冷的雪。看着兴奋的儿子，恼也不是，责也不是，她只能催他快上楼去练琴。可可的手指早就冻僵了，磨蹭了好一会，客厅里才传出每天例行练习曲的小提琴乐声。

　　许敏和可可互不认识。他们一个是来考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独自“漂”着；一个是来考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小提琴六年级插班生，有父母陪着。一段隐约相似的经历，把他们共同“摆渡”到了京城这个梦想成真的地方。

　　“一考上就回家办个补习班”——考生许敏和“师哥”的故事

　　许敏认为，迄今为止，他的生命中最幸运的一刻发生在2009年2月的一个下午，北京一家地下室的洗水槽旁。

　　边洗头边唱歌招来“师哥”

　　当时，许敏正在边洗头发边唱歌，有人打断了他：“喂，你也是来考中央音院的吗？”

　　许敏拨开还在滴水的头发，告诉那个人，他是来找声乐老师的，但是他在北京瞎转了一个多星期，身上带的一千块钱快用光了，连道门缝也没挨上。

　　“我听你唱得不错呀，你的中低音很有特点，就这么回去太可惜了。”那个人内行地对许敏说，“要不，我把你领去给我的老师看看吧，他是中央音院声乐系的教授，看他愿不愿意教你。”

　　中央音乐学院的大楼矗立在西二环边上，于是，西便门周边就形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学区房”——每年年初，都会从全国各地聚拢来一群“候鸟”，他们的目标是当年或次年3月份举行的“央音”专业考试。非常凑巧，许敏在地下室碰上的那位与他惺惺相惜的“义士”，就是一名准备报考声乐系研究生的考生。

　　“我真是瞎猫碰上死老鼠，怎么就这么走运呢？连我都佩服我自己。”过后，许敏常常回想这一幕，琢磨着其中的命运玄机。

　　许敏来自安徽省北部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他向记者这样描述家乡：“交通不发达，经济落后，特产是白酒和豆腐，和艺术不沾边，好几年没一个人考进中央音院声乐系。像我这样想学美声的，根本找不到好老师。”

　　许敏在北上之前，曾经短暂地停留上海，想考上海音乐学院。去年7月份，许敏家中通过关系找到了上海师范大学一位声乐教授，请他先“听一听”。听完之后，教授不建议报名考试：“第一，你的意大利语有错误；第二，你在发声方法上有根本性问题。”许敏这才知道，他在家乡的艺校里跟“最好的老师”学唱的三年功夫算是全废了。

　　2009年寒假过后，许敏告诉母亲，他已经决定“北漂”求学。母亲说，好，给你一千元钱和一个星期时间，找不到老师你就回来。从没出过远门的许敏就这样独自上路，来到没有一个熟人的北京。

　　萍水相逢之后，许敏开始整天找“师哥”对歌词，让他指出自己在意大利语上的毛病。当然，也是在等待着“师哥”兑现他当初在洗水槽边的应诺。

　　“师哥”引荐了自己的老师

　　一晃十几天过去，“师哥”已经把话递上，但那头迟迟没有回音。母亲再寄来的几千元钱也快用完，许敏跟“师哥”摊牌了：“我先回家，你这边有消息了我再过来。”

　　“师哥”当着许敏的面给老师发了一条短信：“我说的那个条件很好的小伙子明天就要走了！”老师回消息说：“明天带他过来吧。”

　　其实，这位老师住的小区离许敏和他“师哥”住的地下室只是相隔一条窄窄的马路。

　　许敏从老师家“面试”出来之后，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压低了声音说：“妈妈，他不要我。”

　　母亲难过得要哭了：“那你赶紧回来吧。”

　　“妈妈，我骗你的！老师要我了！他说我条件好，悟性也好！”

　　“你这死孩子！老师还说什么了？”母亲转悲为喜。

　　“他希望我3月份就能在他那里上课，多上点课，考上的把握就更大。他还说我太瘦了，要帮我办一张健身卡，他还说如果想补文化课，他可以牵线让我在音乐附中借读……”

　　许敏告诉记者，老师果然很快就帮他办了一张一千元的健身卡，可以用两年，“非常合算”，可惜利用率不高。天热的时候，许敏去游泳，然后洗个澡回家，冬天一来，就懒得去了。至于在附中借读，收费实在太贵，他没去上。

　　最近，老师准备带他去见一位重要人物，也就是老师的老师。如果太师觉得许敏不错，那明年的考试就基本没有问题。为了这次见面，许敏准备了一首新歌，还准备去做一身礼服，“这是必须的，从头到脚都得像正式演出一样”。

　　“我们碰到的都是好人！”许敏的母亲对记者感慨，她挂念儿子，但轻易不敢来京。“来一次，光坐火车就是500块钱，”那是许敏上一节课的费用，“来了总还有点其它的花销，送礼请客什么的。不敢来，来不起。”

　　作为基层公务员，许敏母亲对每个月高达7000元的开销感到吃力：“我每个月都要借钱。”今年夏天，她把房子卖了。

　　“这7000元钱都是怎么用的？”记者问许敏。

　　“原来的地下室不能住了，有人嫌我唱歌吵他们，我只能搬出来找人合租，月租1000元。吃饭和零碎生活费1000元。学费在5000元左右。老师的课一节500元，一星期一到两节。另外还有三个小课——乐理，试唱，练耳，每周各上两节，每节200元，也是师哥帮我介绍的，上课的老师是他的研究生同学。”

　　一条看得见的产业链

　　从与“师哥”接上话的那时候起，许敏就踏上了一条人力运转的产业链。这条产业链的本质是一条人际关系链，它由下至上，层层转手着像许敏这样的外地来京艺术考生。许敏很幸运，没有碰到接电话也算在教课时间里的老师，也没碰到过收了介绍费却没有帮忙帮到底的中间人，更没有碰到过骗子。而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无数个许敏的身上发生着。

　　很难说许敏们受到了这条产业链的盘剥，因为它的存在符合现实需要，事实上，这就是一座架设在地方一般教育资源与中央艺术院校之间的人梯。撇开上当受骗的风险不谈，像许敏这样一无关系二无财力的外地考生，如果不是由“师哥”介绍给他的老师和他的同学，哪可能知道自己与入学水平之间的差距，哪有机会填平这些差距？更谈不上被引见给老师的朋友，老师的老师。

　　许敏笑嘻嘻地对记者说：你不用担心，只要一考进去，我就能赚钱。

　　“师哥”现在忙得很，不仅要在学校上课，还要在租来的两套房子里给十几个孩子上课。这十几个孩子都是他考上中央音乐学院后，回了一趟山东老家招来的。“他考上了就先帮他家乡人嘛。办补习班很赚钱的，他一个月赚一万多块钱，能干得很，把一年学费都赚到了。”

　　用不了多久，许敏也能像“师哥”一样，兼营起“人力资源”。他打算好了，等明年夏天一接到录取通知书，立即让母亲在安徽老家也帮他招一个班，送到北京来。

　　他把赚钱想得很轻松：“我一旦考上了，消息传回去，艺校一定会像疯了一样，会有很多人要来找我做老师。带个八九个孩子吧，要挑那些家里有钱、自身条件又好、年龄又小的孩子。条件不好的我才不要。然后我就可以赚很多钱，还能给我妈妈钱。”

　　“等我读完五年的本科生，我要像师哥一样考研究生，学一些高级东西，然后去国际上参加声乐比赛，要是得个大奖回来，那就一下子红了，就出名了。”许敏看了一眼记者，说，“你应该在我出了名之后来采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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