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阅读了《中国青年报》1月5日、6日关于高考改革的两个整版的文章，我有一些不同观点，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1998年我曾在杂志撰文说：“承担责任的大学校长们争得招生权之日，就是应试教育寿终正寝之时。”近年来，伴随教育改革的深化，大学校长对争取招生权有了积极性。几年间，行使“自主招生”权的高校已经从22所扩大到80所。2006年，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率先启动了“破冰之旅”，通过面试录取部分考生，部分绕开了高考。2009年，清华大学、中国科大等5校宣布举行招生联考。北大、川大等启动“中学校长实名推荐”。武汉大学允许高一、高二学生参加自主招生面试。为了争取高质量的新生，大学校长们积极争取招生权的可喜局面已经出现。

　　在这种可喜的局面中，也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说这些改革“基本与农村考生无关”，“对农村的孩子不利“。我认为，这种论调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打着农村孩子的旗号反对改革高校招生制度，毫无道理。

　　大学中农村孩子比例下降是事实。这一事实是发生在高考“岿然不动”的情况下，而不是高考改革造成的。引起温总理关注的“农村孩子上大学比例下降”的问题，并不是高考改革的结果，而是僵化、陈旧的高考制度造成的。1972年大学恢复招生，在1977恢复高考之前，大学中农村孩子的比例很高。如果真是想为农村孩子争取上大学的机会，就应该主张取消高考，而不是反对高考改革。

　　必须想清楚，考试是追求效率的工具，考试所追求的并不是公平。多数情况下，考试都会造成社会的不平等。今天，国家政策明确规定不允许在小学和初中入学中采用考试，为什么？就是因为考试就损害了每个儿童与生俱来的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损害了每个儿童都应平等分享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尽管我本人是靠考试吃饭的，这种禁止小学、初中招生考试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我的“饭碗”，但我一直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坚决支持教育部禁止小学、初中入学考试的政策。为什么禁止考试，就是由于考试导致不平等。

　　我反对在小学、初中采用入学考试，却支持在高中、大学和研究生招生中采用考试。支持采用考试，主要是出于提高教育效率的考虑。借助考试，可以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可以提高高中、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的效率。1977年恢复高考以前，我们已经得到了反面的教训。由于取消了招生考试，大学无法“因材施教”，教育效率难以提高。

　　30年前，我们为什么要恢复高考？显然是为了“效率”而不是“公平”。与原来的“推荐方式”相比较，考试方式明显有利于城镇居民而不利于农村居民。与“推荐方式”相比，恢复高考以后城镇居民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比例明显提高。

　　科举考试是一种形式上非常公平的考试，许多保证考试公平性的措施今天都很难做到。例如，科举的“单间”施测，进场搜身，誊录(为了避免阅卷人根据笔迹作弊将所有答卷全部重新抄录)，等等。但是，形式非常公平的科举却遭到近代几乎所有进步思想家的批判。在朝野的一片声讨声中，清廷终于在1906年取消了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为什么遭到进步人士的攻击？科举为什么最终被“改革”掉了？并不是由于科举不够公平，而是由于科举没有效率。清廷是迫于“文无经世致用之臣，武无统兵御敌之将”的局面，迫于“圣阙涂炭、祖陵震动”的局面，才取消了科举。

　　我们必须想清楚，我们今天进行高校招生多元化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护公平，而是像百年前废除科举一样，像30年前恢复高考一样，是为了提高教育的效率。

　　我们今天进行高考改革，第一是为了保证学生健康人格的发展，是为了挽救教育的“传道”功能。第二是为了改变青少年的普遍厌学状况，是为了保护青少年的好奇心和发展青少年的创新能力。对高校招生制度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把学生从“死记硬背”的重负下解放出来，是为了使孩子们可以更好地“正心修身”，是为了使孩子们可以更好地“格物致知”，是为了开发我国的人力资源。

　　农村的孩子们需要得到更多的关心，得到更多的机会。这应是积极推动高考改革的原因，而不是反对高考改革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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