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热议的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反高校行政化的基本措施，6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对此表示不认同。他称“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3月7日《新京报》)

　　纪宝成认为“去行政化是努力方向，但不光教育，所有领域包括出版单位、报纸、研究院(除了政府机关之外的所有企事业单位)都要取消”，对此，我也认同。但其称如此“才可行，否则是不可行的。”笔者则不以为然。

　　《两只山羊过独木桥》的寓言早已告诉我们：遇事若互不退让，其结局只能是双输。事业单位去行政化，若只一味推脱，而无机构挑头“退让”，局面又如何打破？难道让畸形现状继续维持、积重难返下去？而且在笔者看来，由高校来挑这个头，或再适合不过。

　　北大故校长蔡元培曾言：“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浙大故校长竺可桢也曾言：“大学犹之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之标准也……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这是由教育的特性所决定的。再之，高校作为知识分子的云集之所，相对而言，国人也于其担当赋予了更多的期许，所谓“义不容辞”。

　　当年蔡元培以孤往的精神就任北洋政府治下的北大校长，坚守办教育而非做官的理念，推行教授治校等现代大学制度，后来其学生罗家伦主掌清华时就移植了过去。同是他的学生，同样主掌过多年北大并曾任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的蒋梦麟，1945年任“行政院”秘书长时，即按《大学组织法》把北大校长职务辞去，而绝不是亦官亦学。

　　而若高校行政级别不去，时时都要按官场那套规矩行事，那《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2020年)》征求意见稿中所说的要给学校“更多的自主权”之核心两项：学术独立与教育自主，试问又如何实现呢？

　　在笔者看来，高校去行政化，并非在贬低教育，而是重铸我国大学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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