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特约评论员 熊丙奇

　　5月4日上午，温家宝总理来到北京大学，与大学生们共度“五四”青年节。一位化学学院学生向温总理提出了如何理解钱学森关于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温家宝说，大学改革要为学生创造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环境。大学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来办。学生作为学校的主体在教育改革中处于重要地位。(5月5日《人民日报》)

　　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往往与另一个问题——中国何时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相联。这让我想到近日的另一条新闻。于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耶鲁、牛津、剑桥、斯坦福这些国外顶尖大学校长为中国高校“把脉”。多位校长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的大学绝对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只是还需要一点时间，最快估计，需要20年。 (5月4日《成都商报》)

　　不少舆论对国外名校校长的预测不以为然。但我不认为这是国外大学校长的问题。本来，让办学体制、管理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外大学校长来为中国大学“把脉”，就是一个很大的谬误。如果说请他们按照他们的办学模式，诊断我国高等教育体制问题、大学内部管理问题，或可得到一剂良药，可是我们请他们“把脉”的，都不是这些问题——在国外大学校长眼里，现代大学制度实施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早已不是什么问题，需要研究探讨的是一些具体的“办学技术”，诸如从政府那里获得投资、开设创新与创业教育课程等等。于是，当国外大学校长听到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大学的投入，还有专门的“建设工程”；各校高度重视学生的创业教育，积极引导大学生创业，不由羡慕并佩服中国大学。

　　可中国大学当下的紧迫任务，并非技术问题，而恰恰是基本制度问题——温总理今年以来关于大学改革的几次谈话，都谈到大学应该去除行政化，回归教育规律，教育家办学——由于国内高校尚未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中外大学校长的对谈，往往没有共同的语境。比如获得政府投资，由于美国大学有大学理事会(或董事会)治理结构，大学在获得政府投资的同时，能保持办学的相对独立性，可在我们这里，政府部门掌控财权、人事权(尤其是校领导的任命、晋升)，办学自主权就无从谈起。

　　国外名校校长的预测，姑妄听之也罢。那么，对于中国大学的问题，究竟应该由谁来把脉呢？有三种声音长期被忽视，一是来自企业的声音，二是来自教授的声音，三是来自大学生的声音。后两种声音的重要性不必多说，温总理在和大学生的座谈中就明确提到 “学生作为学校的主体在教育改革中处于重要地位”——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没有话语权，与我国大学难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可谓互为因果。

　　企业的作用则更少为人提及。在美国的教育改革中，雇主是和政府、教育家一道推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而且，企业家的影响甚至超过政界人士和教育人士。 2006年，据美国一个非盈利教育出版机构进行的调查，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击败美国时任总统布什，当选为近10年来美国教育界最有影响力的人。

　　遗憾的是，在国家教改《规划纲要》制订中，关于企业推动教育改革的声音，听到的并不多(仅限于职业教育层面)，国内著名企业对教育改革的热情也不大。然而，随着国家从人力资源大国到人力资源强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升级，无论是政府部门、教育机构还是企业，都应该会感到企业参与教改的迫切性。

　　只有真正重视教师、学生、雇主在教育改革的重要作用，以他们为主导进行教育改革，而不是再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教育改革，我国大学才能进行真正意义的改革，摆脱行政化，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也才能谈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以及杰出人才培养问题。

　　(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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