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讨喜的题目，至少，上了这个榜的院校是高兴的。

　　作为中国本土大学排行榜的研发者，网大对中国大学综合质素与相对地位的变迁，已跟踪研究了11年。纵观这11年的数据，我们发现，中国政法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大、复旦、华东师大、北京中医药大学、天津医科大学、西北大学、哈工大、中国农大、湖南大学、兰州大学、东北师大、上海财大、北京化工、哈工程、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20多所院校，排名呈总体上升之势。与此同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外国语、上海外国语、电子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等十几所院校的排名，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这是另一个话题)。在排名上升的院校中，最耀眼的晋级明星是中国政法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和苏州大学，其排名上升情况如图一。

　　如图，数据显示，11年来，中国政法大学在网大中国大学排行榜的名次上升线路是：1999年第235位，一年后迅速跻身100强，2003年以后再步步窜升，直至2010年的第37位；华东师范大学排名，从1999年的57位，稳步升至2010年的23位；西北大学以82位的起点，升至今年的第44位；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天津医科大学分别从1999年的百强不入，跃至2010年的第52和56；苏州大学11年的排名变化是，从94到56。

　　至于成全这6所大学排名飚升的因素，经济地位与地理位置应该是绕不去的原因――这6所大学中的5所，分别位于政治地位显赫、经济飞速发展的京津地区(中国政法大学、北京中医药和天津医科大学)，以及地域富庶、景色美饶的长三角地区(上海华东师大和苏州大学)。因此，地处“大西北”、长期囿于“省属院校”的西北大学，在当地GDP在全国范围内并不突出的情况下(2008年陕西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排名第19位，仅强于一些边远地区)，其排名上升就很有“逆风飞扬”的味道了。我们不妨将视野拉得再远些、历史拉得再长些，看看这所大学。

　　我们知道，地球的另一边，也有一所西北大学。目前，中美两所“西北大学”从办学理念、治理机制到办学成就、世界排名等等各方面，差别都在天壤之间，或者根本不具有可比性。但若将观察延伸至总体脉络及若干细节，两者则有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正如“表一”所示：都地处国家的中部，都是百年学校，都是文理并重，所培养的人才都较大地影响了本国经济、人文、工程乃至抽象的数理领域。而其所携带的差异信息，则诉说着中外大学因文化背景、历史际遇、制度影响等等一系列因素，所造成的现状与命运的云泥之别。

　　那么，究竟我们的大学要以怎样的方式进步？仅仅是高考分数、学生人数、论文数量、校园占地面积等等的数量飞升吗？抑或依靠地理位置的讨好、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直接影响就业机会)、争取高校让“更高级别”的国家机构领导甚至仅仅改个好名字？(与西北大学同处一城的“长安大学”更名后“成功”了吗)

　　“大学是这样一个地方，”英国桂冠诗人约翰·曼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如此阐述现代大学的价值：“在那里，痛恨愚昧的人可以努力求学，探索真理的人可以帮助他人看得见和看得清；在那里，探索者和学习者携手求知，崇尚对思考一点一滴的淬炼、锻造学术的严谨与思想的深邃，欢迎、接纳那些被迫害而受难或流亡的思想者，永远守护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尊严。”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观察家熊丙奇认为，世界一流的大学，首先能够培养一流的人才，这些人才要能满足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这个基本条件；其次，应当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原创性、突破性的学术成果，在应用领域则积极服务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持续创造的活力；最后，要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校园文化――它由学校制度、校园环境，校长、教授和学生的言行共同形成，对社会文化起到公认的引导作用。也就是说，学校要有自己独立的灵魂、品格和学术尊严。至于学校的独立精神如何获得，熊丙奇认为，唯有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所谓现代大学制度，即学校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如果国内大学无法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那么即使再过去50年，我们仍将没有世界一流大学。”

　　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育管理者、大学办学者和教育研究者、评价者，支持中国的大学，在历年的发展中，各类硬指标和软实力都进步，更接近现代一流大学的本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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