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任姗姗(本报编辑)
观察家:袁新文(本报记者)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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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去年相比,今年高考报名人数直线下降65万,平均录取率将提高近7个百分点。
对于高考考生来说,今年的录取之路似乎比往年更宽阔;而对于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来说,如何应对这个数字背后带来的变化,也许才是当前应该认真思索的。
一年骤减65万考生
每种原因都值得研究
任姗姗: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957万,比2009年的考生数减少65万。作为继去年之后的第二年人数下降,今年的957万,是自 2007年全国高考人数突破千万大关之后,首次跌破千万。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曾透露,从已公布报考人数的27个省(区、市)来看,除四川、甘肃、西藏三省区的考生数量高于2009年之外,其余省份均呈下降趋势。
很多人困惑:高考人数骤减,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原因?
袁新文:高考报名人数减少,最主要原因是我国按毛入学率计算的适龄入学人口数量在逐年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年报,2008年、 2009年和2010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分别为849万、834万、803万,适龄升学人口的不断下降已成趋势。
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的学生分流则是另一原因。我国中职招生规模近3年突破800万,这意味着初中阶段之后,有近40%的学生进入中职,而在3年之后,这些人参加高考的比例则远远低于普通高中。较早的学生分流,也影响到了高考报名人数。
同时,在一些欠发达地区还出现了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初中生辍学去打工。与过去相比,这个比例正在增多。当前高校就业形势严峻,直接影响到一些家庭的选择。比如在四川、重庆、云南等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新读书无用论”。
此外,在另一些大中城市有些学校出现了留学“空巢班”。保守估计,有的重点学校高三毕业班的出国率已经超过10%,并且还有增加的趋势。
熊丙奇:另一类原因也不容忽视,那就是日益庞大的弃考群体。
去年教育部公布,834万应届高中毕业生有84万弃考,一时引发热议。今年,教育部并未发布弃考生的数量,不过可以进行推算。今年考生数少了65万,而应届毕业生数,今年的803万比去年834万减少31万,两者相差34万。这34万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有两种解释,一是弃考人数增加,二是复读生人数减少。
任姗姗:如二位所说,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了高考报名人数的下降,而似乎每一种原因的背后,又都负载着社会心理、体制机制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深思。比如,“弃考”现象、“空巢”现象等。
熊丙奇:去年84万人弃考,有人认为这很正常,反映了人才模式的多元化,学生成才有了更多元的选择。不过,如果分析弃考群体的构成,可能会有一些更深刻的反思。
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有些家庭放弃国内高考,转而追捧境外高考,这不得不让人反思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显然,我们与国外一流大学的差距不是在缩小,相反是在拉大。
辍学打工人群的增加,被很多人归为“新读书无用论”的抬头。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现阶段普通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和回报并未构成相对合理的互动。
袁新文:高考报名人数下降备受关注的同时,也有些局部因素或次要原因被人为放大。比如,还有人认为,治理公办学校复读班和“新课改”的实施,直接导致了复读生的减少,进而削减了高考报名人数。
实际上,复读生在高考总人数的比例并不很大。随着这些年高考录取率的提高,复读生并未有明显的增加。此外,“新课改”不足以阻止考生复读的意愿,拿出一年的时间强化“新课改”教材并非难事,毕竟“新课改”与过去的教学体系和内容是有很大关联的。所以,这些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不能再走规模扩张老路
是危机,也是变革转机
任姗姗:高考人数下降,更多人表现出对未来高等教育的忧虑。比如,根据山东省教育厅的预测,到2013年,山东考生总量将由2008年的80万下降到40万左右。山东2009年的招生计划是52万人,即便是招生计划不增长,过两年也可能面临无生可招的窘境。同时,北京2010年高考报名人数是8万,比去年下降了20%。这只是危言耸听,还是真的面临生源危机?
熊丙奇:不妨来测算一下,根据人口统计数据,到2020年,我国18—22岁年龄段的人口总数为8920万,比目前的12438万将减少3518万。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40%,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比2009年翻一番。而根据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8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已达到2907万。以此推算,从2009年到2020年12年间,我国高等教育预计增加规模611万,也就是每年增加50万。做到这一点,只需近几年招生规模增加50万,之后持续保持这一招生规模即可。可以预见,未来10年,很多学校将不再扩招,甚至减招,有一些高校可能面临破产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源危机的提法,应该是成立的。
袁新文:生源危机最先冲击的将是高职、独立学院和一部分地方本科院校。目前,一些高职院校的招生计划完成率大概在80%—90%左右,报到率有些不及70%。现在的独立学院年招收规模大于5000人的,在未来10年,维持这样的规模将非常不易,一些规模小的学校生源可能严重不足。而这,将会引发高校之间的重新“洗牌”。
所以我们的高校不能一味依靠规模扩张来发展,而需要通过注重和提高教育质量,走内涵发展的道路。比如说,应该引入学生淘汰机制,即引入“货真价实”的学分制。这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必然选择。同时,还要有灵活的管理机制,将选择专业的自主权还给学生。这才是未来高校的出路。
任姗姗:生源下降,高教结构必然要进行调整。这对社会资本来说意味着什么?
袁新文:高教结构调整对于社会资本的介入,也是机会。部分高职、独立学院,由于背负债务,对资本的需求更加迫切,这就为社会资本介入提供了契机。而社会资本进入高校,对一些高校来说是一种新的发展机遇,将使这些高校办学更严格,管理更规范。
任姗姗:看来,高考生源的下降,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既是一种危机,也可能成为一种变革的转机。也许,由危转机,将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日益成熟的“拐点”。
熊丙奇:是的,我期望生源人数的下降,能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契机。比如,通过它,促进高校生源多元化,成为最现实的推动高考公平的路径。再比如,建立自由转学的制度,允许学生在不同高校之间自由转学。同时,赋予高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现在,是到了着手做这些改革的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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