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究竟是谁将高考状元装进了套子？谁比状元自己更在乎这个标签？谁是最后留在这个套子里的人？

　　一味以竞争标准去评价一个人的价值，“猫逮耗子，我们只是追求比别人逮得多逮得快，却忘记了为什么要逮耗子。”

　　“以我现在的价值观，让我重新去考一次高考，绝不会成为状元，”莫思多，这个被高考体制鉴定为最优秀的人说，“这一切其实没什么意义。”

　　莫思多，目前定居瑞士，她曾以创历史纪录的文科最高分665分成为1998年重庆市乃至全国文科状元。数学满分。她的分数之高后来者无人超过。她几乎是高考史上的一个神话。

　　12年前的6月末，重庆北碚，小女孩莫思多在街头久久踯躅，不愿回家。她的家里，父亲正陪同专程赶来的当地电视台记者焦急地等候。

　　令父亲惊讶的是，女儿竟然不愿意接受采访。看着姗姗回家的女儿，脸上挂着一副无所谓的表情，他有些生气。

　　而多年以后，回望那一幕，这个别人眼里的“最成功者”，一直拒绝被放入这套价值评价体系之中，拒绝进入“高考状元”这个外表华美的套子。

　　一份2009年出炉的调查报告成为社会争议的焦点。编制者称，“调查表明大部分高考状元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与社会期望相差甚远，他们当中大多数没能成为各行业的‘顶尖人才’”。

　　这份报告传递的“高考状元理应成为职场成功者”的社会情绪让曾经的高考状元刘进很不舒服，“高考状元其实也是平常人；我们只是抓住了一次机遇，社会没有权力把‘优秀’的紧箍咒套在我身上。”他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仇智心理。

　　在莫思多看来，那个结论本身的假设就错了，“高考状元为什么就一定要成功？”“成功的标准是什么？”莫思多觉得，调查报告用一个排名来评判成功与否，其逻辑其实和高考无异。拿这样一个小概率的身份因素去衡量一个人是否杰出，“没有意义”——“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参加考试，也许他根本不喜欢这个考试，也许他适应的那个考试跟这个考试的规则已经不一样了。”

　　并不是所有的高考状元都能轻易摆脱社会强制赋予的那个“优秀”的紧箍咒。

　　刘进曾为一个高考状元难过——1979年湖北状元蒋国兵2008年在多伦多自杀。刘进曾开车路过蒋自杀的那座桥，泪水情不自禁就流了下来；在他看来，蒋或许就是因为戴上了社会强制赋予的“必须要优秀”的紧箍咒而不快乐，最终因为不快乐而离开。

　　这么多年，究竟是谁将高考状元装进了套子？究竟是谁比状元自己更在乎状元这个标签？一个状元如何才能挣脱社会塑造的这个套子？谁是最后留在这个套子里的人？

　　套里乾坤

　　1998年9月，顶着“全国高考文科状元”的光环，莫思多进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获得高考状元专项奖学金，每年4000元。

　　莫思多班上有好几名高考状元。中学时都被逼着去竞争，争到了状元；到了大学，各自的价值重心发生转移。有人致力于出国；有的更多发展个人兴趣。也有人迷失，好几门功课不及格，面临退学。

　　她受邀参加高考状元聚会时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团体，虽然都带着“高考状元”的标签，但每一个人却如此不同。

　　莫思多刻意抹淡高考状元这个身份，有人和她相似，还有些人热衷提起它，有的人则很善于利用这个身份的光环去谋利。

　　比如她的几个北大政治系的师兄毕业后创办了一家“象牙塔公司”，其中一项业务就是利用暑期让高考状元巡回演讲。演讲的报酬是1000元/人次。莫思多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不想去扮演那个宣扬分数竞争的人。

　　张宇则签下了合同。之后，他跟随这个北大学生组织的“高考状元报告团”连去了太原、成都、大庆、长沙四个城市。众星捧月的感觉让张宇印象深刻，“挺满足虚荣心的”。

　　令湖南长沙市状元李佳不齿的是，班里一名高考状元明明家庭条件很好，却把自己的出身包装成卖包子的贫苦人家，以此换取各种活动和演讲，从中获得了丰厚回报。

　　2000年，北大第一次出现了状元墙。从这一年起，在著名的三角地，北大每年录取的高考状元的照片都贴满橱窗，供全校师生“瞻仰”。

　　对高考状元的物质奖励也水涨船高。从地方政府、中学学校到商家企业也都以各种名义给予重奖。

　　2007年，福建省高考理科状元陈默，一个月就获得各方奖励68万；2009年，四川省巴中中学董伟夺得理科状元，当地政府重奖学校100万，加上清华为争夺董伟付出的奖学金和学费全免，以及有地产商给予的数万元奖励，围绕董伟产生的经济效应高达110多万元。相形之下，仅一分之差，成都市理科状元却只拿到几万元奖励。

　　谁打造了华美的套子？

　　2002年，莫思多大学毕业。这一年，市面上开始出现大量打着“高考状元”名号的书籍，比如《高考状元牢骚书》、《高考状元阅读书系》、《高考状元演讲录》等，作为一个成功者的符号，高考状元热方兴未艾。

　　此时，整个社会对于分数冠军——高考状元的崇拜进一步强化。资源的倾向性分配也在高校间产生了严重的“等级分化”，高校间原有的均衡被打破，引发了激烈竞争。

　　其中一个表现，便是高校对高考状元和高分考生的争夺。能否招到“高考状元”、其数量多少，成为衡量大学是否是一流大学的重要指标之一。

　　2000年，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及上海、广州等地高校纷纷提出“5万元招收状元生”计划，却大都成了一厢情愿。

　　据中国校友会网统计，1998年～2004年，北大清华录取的状元比例高达93%。

　　2006年，清华对高考状元的新生奖励还只有5000元，很快涨到了2万元。2008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达到4万，2009年清华爆出最高奖学金可达8万。北大也不示弱，2008年将奖学金从2万提到5万元，而据媒体披露，2009年，高考状元报考北大实际所获的奖学金可达10万。

　　除了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招生手段上，两校也各施神通。

　　2007年，清华大学成功说服原本已定北大的重庆市文科状元黄文帝倒戈，却因为在重庆根本没有招生计划差点害这位高考状元无学可读。

　　一位北大的招生老师对此感慨：“军备竞赛一旦开始，谁也停不下来。”而一位清华的招生老师则称，只要媒体还在报道状元，这个“面子”就无法不争。

　　2008年，一位被中科大录取的考生父母从吉林飞到合肥，跪在中科大招办门口，原因是孩子的分数原本可以上清华却上了科大，让他们在整个县城都抬不起头来，成了奇耻大辱。

　　在中科大的记录里，最后一次录到高考状元，是2004年。

　　无力染指高考状元的高校转而争夺高分考生。所招学生的“分数”成为了衡量一个高校、一个专业是否优秀的“风向标”。

　　社会对北大清华的推崇也传递到中学教育。在许多地区，北大清华的考取人数与教育部门的政绩直接挂钩，山东女生慈颜谊考中当年的山东省文科状元后，目睹她所在学校的校长升任教育局副局长，班主任也升任教导处副主任，学校开始光芒夺目。

　　为了吸引优质生源，各所中学高考状元的宣传不遗余力。2009年，在浙江，两所学校为了证明高考状元出自本校而“大打出手”。

　　教育部门三令五申，禁止炒作高考状元，却始终只落得一纸空文。2007年，重庆市曾试图将“禁止学校炒作高考状元”写进《重庆市国家教育考试条例》，最终因为争议较大，“管不了，也管不好”而取消；2009年，江苏省教育主管部门下令禁止公布高考排名，却引出了一堆“疑似状元”；2010年6月，海南、广东、江西、江苏等省市的教育部门又先后发布规定，禁止宣传炒作高考状元，效果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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