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今年2月，52岁的浙江菜贩范国梁来到北京，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旁听生。只读过三年书的他，想重新修订先祖古籍。有人佩服他的勇气和毅力，有人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梦想，是中国版的“堂吉诃德”。事实上，在北大清华等高校游学的旁听生数以千计，从二十岁出头到年过花甲。他们倔强地坚守着自己的梦想，在京过着窘困的生活，未来的出路更是渺茫。 (3月21日《新京报》)

　　“旁听”，于大学，体现了开放的精神。于读书人自身，要不体现一种奋斗精神，虽然没有获得正式学籍，但却靠自己的毅力求学；要不实现一种生活方式，通过读书完善自我。于社会，旁听的故事，总是有催人上进的力量。然而，读罢这几位旁听生的故事，却很明显感觉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纠结”。包括他们自身的纠结，以及家人的纠结。他们自身的纠结是，旁听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他们家人的纠结是，“甩手”进京旁听，怎么就不顾家庭？比如，52岁的范国梁，在浙江老家，有3个孩子在上学，家里的菜摊也需要照看。

　　这种“纠结”，不是旁听的问题，而是读书价值的冲突与错位。一般来说，读书具有功利性价值和非功利性价值。功利性价值，就是获得知识、技能，提高劳动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非功利性价值，则是不以职业、社会地位等为目标，而是体验读书的感觉，获得读书的乐趣。对于不同家庭、年龄、社会阶层的人来说，这两种价值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旁听者中，有少数人，比如退休老人，并不以功利价值为目的，因此，他们没有迷茫，而在读书中感觉到充实；还比如一些已有工作的白领，希望借旁听为自己充电，这就好比在网上淘课。但更多的人，则明显带着各种功利目的来旁听，或为改变命运、或为获得更多的机会。这种功利目的没有错，其奋斗精神也很可嘉，但从目前的教育情形和就业情况分析，旁听已很难帮助他们实现这些价值。换句话说，“旁听”成才的美谈，最多停留在个例。

　　有两个事实必须注意，一是目前全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已经达到2970万，这都是各种形式在籍的学生；二是我国部分地区还存在明显的“学历情结”，用人单位选择人才，鲜有不设置学历门槛的。这两个事实让旁听的价值，明显倾向功利，可不少旁听者，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问题。错位与纠结也就难免。

　　其实，读书的价值，将功利和非功利结合起来，是最理想也最现实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对于读书，很多人只有一种价值，即功利的价值，这使“读书人”出了很多的问题，功利、浮躁、工具化，现在社会呼吁读书的非功利价值回归，但这不意味着放弃其中的功利价值。旁听者以追求读书的非功利价值赢得大家的尊重，但其实他们很多都渴求得到功利价值。

　　为此，在选择旁听以及旁听的方式上，需要有旁听打算者结合这两种价值理性决策。基于本身自食其力、能照顾家庭、提高自身能力的读书，才能走得更远，据此，就在老家附近，选择一所大学旁听(我国现在几乎每个地级市都有高等院校)，或者利用工作休息时间，进当地图书馆、上网看网络视频课程，比千山万水赶到北京，到北大、清华旁听更可行、实在。难道非到北大、清华才能旁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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