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清华学子回忆起梅贻琦校长，总是会对其“大师”之句推崇备至：“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大学办的好不好，重要的不是高楼与其他外观，而是看她能够吸引多少大师，能够培养多少大师，更要看学生在校期间在为学与为人方面受到大师多少教化和影响。

　　悠悠清华百年，辉煌灿烂。无疑，重视延聘大师是重要的保证。而大师们在清华留下的清风，大师与学生之间结下的师生情谊，构成了我们怀念历史与展望未来时回味无穷的要素。

　　l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1925年，清华成立了“研究院国学门”，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不长的几年办院历史里，培养了七十位学有专长的国学学者，其中有几十位在后来成为了国学大家或是人文学科著名学者。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曾被并称为四大导师。其实，导师并不是正式的职称，而是因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员为研究生，教授指导学生作专题研究，其与学生之关系便为导师。

　　近代的中国，在坚船利炮的轰击下，千年的农业文化面对崛起势头强劲的工业文化，以为中国不论什么都非学西洋不可，不但要学，而且中国人也需要到西洋去受教育。当时的清华学校，就是一所留学预备学校，招收幼年学生，特别注重英文，也介绍一点中国传统文化，为之后进入美国大学预备。但是1925年的时候，曹云祥校长觉得这样是不够的，应该提高这个学校的水准，就要准备建立研究院，并首先从国学来开始建设。当时曹校长聘请的研究院的主任，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吴宓先生。清华的工字厅里，菏花摇曳，藤萝缠绕，住在这里的大师吴宓把这里称为“藤影荷声之馆”。吴宓自称“奠居”，意思是，更合适住这里的人尚未到来，自己不过是为了让他们将来在这里住得更好，打个前站。这就是大师吴宓给自己的定位，鞠躬尽瘁，甘作清华名师的护卫走卒。吴宓表示，研究院对于教授讲师“务敦请国内硕学重望”，应具备三种资格：(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曹云祥校长曾想请胡适来清华担任研究院导师并主持研究院。胡适婉拒了邀请，但是他推荐了三个人给曹云祥。 

　　胡适推荐的第一位导师是梁启超。梁启超在国学研究院主要授课为儒家哲学、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梁启超所讲并不是专门之学，而是通论为主，体现了他“通儒”的特点。在老清华学生的记忆里，梁启超双目炯炯，走起路来昂首阔步。他那一口广东官话，声如洪钟。他情感丰富，记忆力超人，用手一敲秃脑壳，就能背出大段大段的诗词。有时候，他手舞足蹈，讲得口沫四溅，他的演讲不知鼓起了多少人的文学情思。

　　胡适推荐的第二位导师是王国维。1924年12月9日，校长曹云祥把印刷格式的普通聘书交胡适转给王国维。事后曹云祥觉得不够郑重，遂把毛笔手写的聘书寄给王国维，并附一封信，说明前事“殊欠敬意”。吴宓非常佩服王国维博大精深的学识，去请王国维到学校来担任导师的时候，到了王国维家里，行三叩首礼，让王国维先生很是感动，觉得吃洋面包的这个年轻人还很尊重自己。所以很痛快地就来了。王国维精通英文、德文、日文，使他在研究宋元戏曲史时独树一帜，成为了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1925年，王国维先生住进了清华南院，就是今天的照澜院。每天上午，王国维从这里出发，走向清华学堂。下午和晚上，王国维回到书房，读书和写作，过着他内向而不善交际的生活，写出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重要成果《人间词话》。

　　胡适推荐的第三个人是章太炎，章先生没有接受清华的聘任，但清华国学的大师光辉，依旧耀眼。赵元任，是国学四大导师中最年轻的一位。1910年，赵元任以第2名的好成绩，考取清华第2批庚款留美资格，攻读康奈尔大学，创下最高总分纪录。1918年，赵元任如探囊取物，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赵元任先生本来在国外是学物理和哲学的，但是也非常地喜欢研究音乐，研究音韵学，研究语言。大家所熟悉的，是赵元任把北大中文系教授刘半农的诗谱写成了《教我如何不想她》，这位留学美国时曾在数学、天文、物理考试中得过满分的高才生，此时和刘半农一样，作了语言学家。就在这首诗中，刘博士为汉语创造了“女”字旁的“她”，而赵博士第一次使用西方音乐技巧，把“女”字旁的“她”唱进了千家万户。从那时开始，我们不再像古代那样，用单立人旁的“他”去代替“女”字旁的“她”，也不必再像早期白话文那样“伊伊”“侬侬”。 

　　国学大师陈寅恪，是吴宓教授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时的同学。与吴宓十分不同的是，陈寅恪13岁开始留学生涯，足迹遍及日本和欧美，但却一个学位也不要。他既有旧传家学，又精通30多种外语，被世人称为“教授的教授”。吴宓先生来到清华之后，赶快了推荐陈寅恪，因为他觉得陈寅恪学问实在不在前三位先生之下。经过他的推荐，学校3天之内就下聘书。

　　1925年到1929年，是清华国学院的年代，几位导师的研究，在当时代表了我国国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清华国学研究院创造的辉煌与影响奠定了清华初期的学术声誉，清华国学研究院也早已成为清华大学足以自豪的历史传统的一部分。对这些为清华开创独立学风的老先生们，我们只能用这样的语言来形容他们——“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1928年，在罗家伦担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后，继续不拘一格，积极延聘名师。他说：“为青年择师，必须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顾虑，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而吴宓在“五四”新旧文学之争的时候，攻击新文学运动甚力，并且同罗家伦打过笔墨官司。现在罗到清华做校长，吴宓为此担心，托赵元任向罗家伦打听消息。罗家伦说：“哪有此事，我们当年争的是文言和白话，现在他教的是英国文学，这风马牛不相及。若是他真能教中国古典文学，我亦可请他教，我决不是这样偏狭的人。”此后，罗家伦不仅继续聘请吴宓任教，还提高了他的待遇。

　　罗家伦听说南开蒋廷黻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近代史教授，亲自去天津诚请蒋廷黻来清华任教。开始，蒋廷黻不为所动。罗家伦便坐着不走，熬了一夜，蒋廷黻终于答应来清华。蒋廷黻也不负众望，在清华期间他潜心研究，其关于晚清政治、外交以及东北三省的研究成果，成为近代史学科形成初期的重要典范。 

　　无论是吴宓还是曹云祥还是罗家伦，对于真正的名师，都有着极强的重视，自身表现出来的就已然是大师的风度。

　　l 师生互动，教学相长

　　梅贻琦校长在《大学一解》中说过：“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知识的传承、学问的探究、为人为学的互助互勉，无数动人的篇章都源于师生间的互动与交流。清华园记录了很多发生在师生之间的的感人故事。

　　王国维进清华国学研究院以后，入住清华西院18号和19号。王国维性格淡泊，不喜与人交游，在清华国学研究院除了讲书授课外，一般不主动跟学生谈话。他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钻进书房研究学问。但如果有学生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或辩论，他都一律接待，不分老幼尊卑，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有当时的东南大学的学生特意赴京求教，就住在王先生家里。一次，学生姜亮夫填了一首词，想请王国维帮自己看一看。他晚上七点半到王国维家，王国维看了之后说：“你过去想做诗人，你这个人理性东西多，感情少，词是复杂情感的产物，这首词还可以。”王国维便帮他修改，一改改了近两个小时。晚上九点多，词改好后，姜亮夫告辞，王国维要家人点着灯笼跟他一起送姜，一直送到清华大礼堂后面的流水桥，等姜过桥后他才回去，他对姜说：“你的眼睛太坏，过了桥，路便好走了。”闻此语，姜几乎落泪，此后一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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